孔子在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他厌恶夸夸其谈的花言巧语；相反，他嘉许寡言少语，推崇不善言词、甚至有点拙笨的“木讷”，盛赞它是“近乎仁”的美德。

　　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所欣赏的“木讷”，大致包含有这样几层旨意：

　　其一是“言忠信”。“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揣其文意，所谓“言忠信”，一方面是内不自欺，外不欺人的端正言说态度，真心和真诚待人，其意涵正如曾子所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论语·学而》)所以孔子十分鄙弃阳奉阴违的虚伪，“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另一方面即是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孔子特别倡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当时有人问孔子“褅”礼是怎么回事?孔子就说“不知”《论语·八佾》)。

　　其二是朴素、本色的言说。关于言说，孔子认为只要表情达意即可，“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所谓“辞达而已”，即质朴的说话，不虚夸、不矫饰、不造作，此意诚如朱熹所揭示：“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与此“辞达而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孔子很反感花言巧语。一次有人谈论其弟子冉雍，说他有仁德，可惜短于口才，即“雍也仁而不佞”。文中的“佞”字，即工言辞、善表达的意思。孔子一听，立即反驳说：“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文意是说仁德比能说会道重要得多，巧言善辩不仅无益于仁德，反而会遭人痛恨。所以在《论语》中，我们可以屡屡看到孔子对花言巧语的挞伐。如“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又如“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再如“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不难看出，对虚夸矫情的“巧言”和滔滔善辩的“利口”，孔子不仅斥之为“鲜矣仁”，还抨击它“乱德”，甚至还指斥它有祸国殃民的极大危害。

　　其三是严谨、慎重的言说。“子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文中“无所苟”，意即所言必有据，所说必有依，而非恣意随性，凿空蹈虚。事实上，孔子甚为反对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反对夸大其词，“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而主张“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

　　最后是“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还十分注意言行的一致性。“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言必信，行必果。……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子路》)所谓“言必信，行必果”，意即说到的，就要做到，而做不到的，就不要信口开河地乱说，“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另外，前面所引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及“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就已包含了这层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在孔子所强调的言行一致中，“行”是更为重要的，“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孔子的意思显然是做得好要比说得好更重要，所以他认为要认识一个人，光“听其言”是不够的，还要“观其行”。“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孔子对“行”的重视，是其反“巧言”、倡“木讷”的必然结果，因为事实胜于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