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成为冯契的弟子

    社会观察：陈教授，您好。研究哲学，需要思辨的头脑，而研究中国哲学史又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典籍的熟读。您能否谈谈早年的经历，是否很早就对人文学科感兴趣，在传统文化方面有没有接受过来自家庭的熏陶?

    陈卫平：应该讲，我研究中国哲学史既没有什么家学渊源，也不是很早就对人文学科产生兴趣。我的父亲是上海一家化工厂的工程师，母亲在家料理家务。父亲的工厂在徐家汇，我家住在虹口，他每日早出晚归，没有太多时问和精力管我们孩子的学业。我中学就读于在华东师大一附中，当时对于人文学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不过这个中学的图书馆在当时上海的中学里是一流的，我课余喜欢在那里的阅览室翻看书报杂志，从中接触到一些文史哲方面的知识。

    初中读了两年，文革就开始了，接下来我到了天寒地冻的北大荒，度过了近5年的知青生涯。1973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尽管有了一个难得的上大学的机会，但当时的局势井不能使我们这些大学生沉下心来埋头学习。那时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而且为了防止进了大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常年在工厂、农村“开门办学”，很少在课堂里卜课，因此三年大学期间真正学到的知识是不多的，但也培养了自学的能力。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学习马列著作的能力，那个年代盛行读马列著作，1972年版的马列选集我从头至尾读过很多遍，这为自己阅读哲学经典文本打了些基础;二是为所谓的“评法批儒”而翻了一些文史哲的古籍，熟悉了查阅古代文献资料的方法，培养了阅读古文的初步能力。

    社会观察：当今社会“考研热”不断升温，不少专家指出推动“考研热”的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就业形势的逼迫，而非考研学子们寻求学术深造的动机。作为恢复研究生招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您当时为什么选择考研，是不是更多地出于对学术的追求。

    陈卫平：我们当时不存在就业压力。但也没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学校党委办公室任秘书。但我觉得自己的个性不适合干这个工作，恰逢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于是我决定报考研究生，进一步深造。那时在我心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然而，学校领导规定我只能报考本校，而本校政教系只有中国哲学史专业招生。因此，我别无选择地走进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却有幸成为冯契先生的弟子。

    社会观察：冯契先生是中国著名哲学家，您作为他最早的研究生之一，肯定从中受益匪浅吧。

    陈卫平：是的。冯先生对我个人而言，可以用得上“恩重如山”这四个字。我的个性是喜欢放言高论，口无遮拦，容易触犯政治禁忌。如果没有冯先生的呵护，我一定会被打入另册。冯先生对学生很负责，对学生的文章会认真提出意见，我清楚记得他每次将几条意见在小纸片上工整地写出。但他从不给学生推荐文章，意在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学术自信心。因此，他的学生虽不多，但绝大多数能够在学术上站起来。冯先生的名言是：“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不仅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就方法而言，冯先生对于我治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即把哲学家或哲学体系作为哲学思想历史演进的一个环节加以考察;二是中西哲学比较的方法，也就是既异中观同，把握中西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同中观异，揭示中西哲学不同的个性特点。就德性而言，冯先生的不媚时而屈己即不为了获得某种时誉而放弃独立思考，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

近代哲学：传统与现代的交接点

     社会观察：正是在冯先生的影响下，您主要选择近代这一研究时段和中西比较这一横向视角来切人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的。

    陈卫平：近代作为传统和当代的交接点，研究这一时段的中国哲学史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只有对中国近代哲学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深刻的把握，才能弄清楚传统哲学是如何擅变的，是经过了怎样的改造和筛选，使得某些传统消解、某些传统强化了;才能弄清楚当代中国哲学发生的历史背景，从而进一步明了当代中国哲学前进的方向。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意义，使我在有关中国近代哲学的论著中，都比较注意揭示中国近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改造和筛选，以及这种改造和筛选对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正面和负面的作用。比如，明清之际的思想横亘在传统和近代的交界处，因此，研究明清之际的思想，是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如何迈向近代的重要课题。我认为明清之际是中国近代思想的胚胎，所谓“胚胎”，就是说明明清之际的思想表现出从传统过渡到近代的某种动向，因而它与代表新时代思想观念崛起的西方文艺复兴并不相类，也与完全的中国传统有区别。我的这项研究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中国近代哲学以及思想文化，和传统文化以及思想文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后者除了受到佛教的影响之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而前者则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想尤其是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在中国近代，西方思想蜂拥而至，与中国传统思想冲撞激荡，中西文化的比较就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和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着近百年的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对干这一历史进行总结是十分必要的，况且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仍在继续。

    因此我将中西文化比较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其中我主要借助对西方的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来具体展开，因为在我看来这两种来自西方的思想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 

    社会观察：您目前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陈卫平：我现在主要有两项课题要完成。一个是上海市课题“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研究”，已经有些基础，下半年应该能完成。另一个是国家课题" 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国哲学史是在20世纪建立发展起来的，对其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作一总结，对于今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提高和拓展应该很有意义。中国哲学史的开创者是胡适，而冯契则在20世纪末期的这一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所以将来这一课题的具体名称，也许会叫“从胡适到冯契—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其实，我自己觉得还有好多问题想要研究。现在一般的哲学史教科书告诉广大读者的中国哲学面貌有很多地方失真了。比如，讲到宋代的思想，对王安石的哲学思想很少提到，即使提到，也是寥寥数语。其实，他的哲学思想(荆公新学)在当时很有影响，要超过二程、张载等人。我们讲到王夫之，说他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推向高峰。其实，这纯粹是逻辑上的推理，因为当时王夫之的书并没有多少人看到，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又比如，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基本上是汉民族的哲学，少数民族的学者虽对本民族的哲学思想作了一些研究，但整体上看，缺乏对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和汉民族哲学思想关联性的研究，如果两者的关联性不充分挖掘出来，我们怎能说中华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的?此外，20多年来的出土文物对我们改写中国哲学史有什么价值，也很值得系统探讨。总之，想做的事情很多，但能用于做事情的时间太少。

“演戏”“看戏”两角色

    社会观察：您多年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治学方法和研究心得?

    陈卫平：就具体的治学方法来说，我认为应当根据不同的学科而有所不同，因为每门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每门学科的治学方法有特殊性。我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哲学和史学的结合，因而它的治学方法应当具有哲学和史学相结合的特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演戏”和“看戏”的结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研究哲学需要同演戏人那样，到时代的舞台上扮演角色，这是动和热，历史是已往的人们演过的“戏剧”，研究历史应当如看戏者那样客观地评价“演员”的得失，这是静和冷。第二，辨名析理和考据求证相结合：哲学以理论思维方式掌握世界，因而研究哲学离不开辨名析理，这需要严谨的逻辑分析;史学以忠实于事实为最首要，因而必须考据求证来搞清历史事实的真相，这需要刻板的切实功夫。

    谈到研究心得，可以一言以蔽之日：“不怕慢，就怕站。”这是当年北大荒的老乡看到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知青手拿镰刀，对着一望无际的豆垄发休时讲的一句话。30多年过去了，我始终记忆犹新：割大豆如此，搞学术又何尝不是如此?没有坚持不懈，哪会有收获的果实?

（原载于《社会观察》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