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发生的城市革命，与之相伴随的是疾疫流行。在此过程中，城市公共卫生运动逐渐兴起。这一历史过程日渐成为城市史与医疗史研究关心的议题，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由于城市公共卫生牵涉早期租界历史、传教士医生和西医东传等诸多与“现代性”相关的课题，所以备受关注。但公共卫生的视角并非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无关，比如以往对于隋唐长安医疗空间的研究就特别重视太医署和病坊的讨论。无论是早期研究中试图建立太医署和病坊的历史价值，强调中国医史的历程中已有与现代西方医疗相通或者近似的机构，还是近来对这种研究取向的批评，强调当时并未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医疗”或者“全民医疗”的体制，两种历史书写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判断，都与近代以来公共卫生制度衍生出的价值观念体系密切相关，成为出于自身地域的目的而对西方的“他者”进行的有意“误解”。如果从医疗照料和诊治入手，回到对隋唐长安城中与医疗相关的社会空间的展开、运作乃至冲突的历史过程的具体历史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中古时期的医疗活动如何“重构”了城市的空间。

　　长安作为隋唐帝国的京城，宫廷和中央官署都位于此，中央的医疗机构也是如此。唐前期的医疗机构包括太医署、尚药局和药藏局。前期太医署和尚药局都位于皇城，药藏局则位于东宫左春坊。这种结构在唐玄宗时期逐渐发生变化，首先是大明宫作为主要上朝之所，宫廷的官署逐渐向大明宫移动，其次是东宫官署形骸化，再次是翰林医官院完全取代尚药局成为宫中的医疗机构。可见唐代中央医疗机构的分布结构，与政治权力机构的空间分布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央医疗机构所负责提供医疗的人群范围以及这些人群所构成的社会空间有限，尚药局、药藏局和翰林医官院所提供服务的人群相对单一，而太医署提供医疗服务的范围则更为广泛和重要，其中包括京城官员、禁军、在京宿卫的外府兵、宫人、官奴婢、囚犯和外国酋长渠帅。如果说太医署提供医疗服务的空间范围主要以皇城为主，其所溢出的空间代表了一种“公”的空间的延伸的话，那么这种“公”的空间所对应的则是“家”的空间，其划分既在天子私家与国家官府之间，这体现在作为天子私兵的羽林军由尚药局而不是太医署提供医疗服务；同时也划分了私家医疗照顾与国家医政之间的界限。这种划分不能简单以身份高低来区分，其中包含对官奴隶的医疗责任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居住在长安的官吏与民众而言，除了太医署和地方医疗机构的医官之外，私人延请的医生大致有两类，第一是所谓的“国医”，他们应该是尚药局和翰林医官院的医生，墓志和笔记小说都可证明除服务宫廷之外，他们也替普通人看病，但往往会收取高额的诊金；另一种人则是所谓的“草泽医”，即民间的医生，从唐代《医疾令》中的规定看，唐朝给民间医人提供了进入国家医疗系统的机会，只要他们符合相关的考核就可以。

　　因此，一些草泽医强调自身医术强于“国医”的话语，并不完全产生于国家和民间的知识断层和分隔，更多是来源于一种“医疗市场”竞争的话语。长安市场除了有医人之外，还提供饮子药和医药书籍，于是市场成为医学知识外流的空间，与唐代医官许胤宗“医意难言”的态度形成了典型的对比，也展现出城市中“宫廷”与“市场”分别象征制度等级与“自由流动”的空间意义对比。

　　自东汉以来佛教、道教和巫者都涉入医疗领域。在隋唐长安城中，除了这些已有宗教力量，“三夷教”也在不同程度和社会空间内参与城市医疗活动，但是因不同宗教涉入隋唐社会程度不同，它们对社会空间的改造能力也并不相同。

　　寺院在隋唐长安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佛教的悲田病坊成为对传统中国社会医疗空间改造的重要实践。睡虎地秦简中的法律文书曾记载秦朝隔离病人的“疠所”，中古的法律中虽未见关于疠所的记载，但可能仍然有隔离疠人的风俗。僧传中曾记载中古僧人受福田思想影响并进行苦行的实践，进而入住隔离病人的疠坊，接受疠病患者的供养，佛教介入了这个被隔离和遗弃的空间当中，对其性质进行了重构。当这种传统进入到隋唐长安城的寺院体系后，一些寺院开放其部分空间做为世俗人的医疗和照顾之所。不过很快国家力量也介入其中，武周时期，国家就已经介入诸寺院病坊的管理。玄宗时期，在宋璟关于病坊的奏文中体现出这样一种观念，即“矜孤恤穷，敬老养病”处在一个“公”、“私”的二元空间内，“公”是由国家所管理，而私人的照料则应归于“家”的范围。但玄宗并未接受宋璟等的建议，反而进一步加强了病坊的官方色彩。以往论者一直强调国家介入病坊管理的经济原因，但从唐代玄、肃、武宗诸朝对待病坊的态度其实是与当时对待宗教的政策相关联，也就是说国家希望将宗教空间界定在怎样的范围之内，也就决定了国家以怎样的方式来处理病坊的空间，这也反映了国家与宗教在医疗空间运作中的冲突。

　　对中国近代公共卫生运动中的“现代性”因素进行反思和批评的研究者，在解构“现代卫生”叙事的同时，也强化了另一种叙事，即在近代以前传统城市中的医疗空间是“凝固而和谐”的。但是，隋唐长安的医疗空间也是在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力量的运作下，在冲突和妥协之中不断尝试重新划定“边界”的过程。加强对中古城市的研究，特别是对其中空间与身体权力结构的分析，才能真正从中国医疗历史的独特叙事中发现“卫生的现代性”是如何将城市空间、身体和日常生活卷入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