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虽然是到周武王时才灭掉商朝，完成了建国大业的，但是真正奠定灭商格局的则是武王的父亲文王。史称周文王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从而确立了对商的优势地位。因此，周文王时的统治对于西周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周人也把其王朝的开端上推到周文王时期。不过，由于书阙有间，有关周文王时期的历史记载相当有限，从而限制了学者们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中，有一篇被整理者命名为《保训》，其内容系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儿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所留下的遗嘱，风格与《尚书》的《顾命》篇相似，为以往学者所未闻见。《保训》篇文字古奥，许多论述不易索解，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研。但就目前已能了解的内容来看，其价值可谓是空前的。简文一开始点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为“惟王五十年”，这五个字可以对千百年来学者们聚讼不清的有关周文王事迹的争论起到拨云见日之功效，意义非常重大。在笔者看来，它至少能说明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证实了周文王在位期间曾自称为王。关于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从古以来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晚年已经自称为王，汉唐时期学者们对于《诗经·大雅·文王》篇的注疏中也持同样的观点，足见直至汉代，人们大都相信周文王生前已经称王。但是从唐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周文王称王的事实。如刘知几在《史通》的《疑古》篇中言:“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亦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梁肃在《西伯受命称王议》中也认为所谓周文王称王之说是“反经非圣”的观点;到了宋代，欧阳修在《泰誓论》中更是对此予以极力辩驳，称文王受命称王的看法为“妄说”。受他们的影响，此后的学者多怀疑周文王生前称王的事实。他们或认为《周本纪》的相关记述是“司马迁不达理道之舛”(明代马明衡所著《尚书疑义》卷4)，或认为《史记》的相关内容出自刘歆的增窜(清代方苞所著《望溪集》卷一)。至清代梁玉绳则在《史记志疑》中对历代学者指斥此说的情况予以了总结。

　　这些学者之所以要极力否定周文王称王的史实，是因为如果周文王为商纣王之臣，如果他生前真的称王，势必违背了封建社会的正统伦理观念，也无法树立周文王的“至德”形象。到了20世纪初，王国维在《古诸侯称王说》(《观堂别集》卷一)则提出:“世疑文王受命称王，不知古诸侯於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并认为“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苟知此，则无怪乎文王受命称王而仍服事殷矣。”王国维此说一方面既承认了周文王生前称王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将其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加以淡化，可以说是对周文王生前称王说的一种折衷和调和。

　　20世纪七十年代，陕西周原地区出土了众多周初甲骨，其中一些甲骨中同时有“周方伯”和“王”的内容。一些学者认为“周方伯”和“王”同指周文王，周文王生前即已称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王”指商王，“周方伯”指周文王，并进一步提出周文王并未称王。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千百年来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

　　清华简《保训》中“惟王五十年”的记载，可以为千百年来有关周文王生前是否称王的争论画上一个句号。它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周文王生前确实已经称王，《史记》等相关文献关于周文王称王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当然，周文王的称王是否如王国维所言只是“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还有待于更多的讨论，但是无论如何，周文王生前即已称王，已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二、提示我们周文王称王的时间可能并非在其晚年。按照古书的记载，周文王原为殷的西伯，由于受到商纣王的猜忌，曾被纣王囚禁于羑里。西伯被释放后，暗中推行仁政。由于西伯使虞、芮之讼得以圆满解决，诸侯皆称西伯为“受命之君”。周文王即是在“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按照传统的说法，西伯受命称王为其在位的第42年。因此西伯称王是在其晚年才有的事情。然而《保训》篇“惟王五十年”的论述却使我们怀疑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即已称王，才会出现这样一种记载，而这一情况从未见于任何一种传世文献。如果文王真的是在其即位之初就已称王，这将是周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商周时期的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

　　三、印证了周文王的在位年数为五十年。关于周文王在位的时间古籍记载略有不同，《史记·周本纪》言:“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尚书·无逸》亦称文王“享国五十年”，这些文献都认为周文王在位时间为五十年。但是《吕氏春秋》的《制乐》篇则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从清华简《保训》篇我们可以知道，周文王在其即位五十年时患了重病，并留下遗嘱，他去世的时间应该就在此后不久，因此其在位年数应为五十年。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史记》和《尚书·无逸》篇有关周文王在位时间的记载是正确的。

　　四、有助于我们认识周文王称号中的“文”字为谥号而非生称。关于文王、武王的称谓是生时的美称抑或是死后的谥号，学者们一直有不同意见。如果文王、武王生前已经自称为文王、武王，那么在文王、武王活着的时候应该已经普遍使用这些称谓，但是我们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仅称为“王”的材料，而很难发现他们生前自称为“文王”和“武王”的证据。山西曲沃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的所谓“文王玉环”，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其时代较晚，并非是文王当时所刻(见《华学》第1辑，第71页);至于记载周武王伐商史实的利簋，其制作年代也应在周武王去世之后。清华《保训》篇也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保训》篇记载了文王临终前的遗嘱，这已经是有关周文王在世期间史事的最后材料，但是篇中所用的称谓仍是“王”而非“文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周文王生前虽然已经自称为王，但他并没有自称为文王，文王的“文”字为其死后的谥号，其时代应该在周武王克商建立周朝之后。《礼记·大传》称:“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如果我们把周文王生前自称为王和死后谥号为文王当做两件不同的事情区别开来，就可以对这些看似矛盾的文献记述予以合理的解释。因此《保训》的相关论述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周代谥法的相关内容。

(本文系在李学勤先生的指导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