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城因不同的内涵而具有不同层面的空间，这种网络交织在一起，在各种文献中留下影像。通过连缀这些影像，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不同时空下的社会百态。

　　长安城的空间布局，可分大小两种。大者包括长安城、城郊及联系各地的水陆交通网络；小者则指长安城内的空间分布。这些空间并非一成不变，社会变迁对长安城市空间的分布和变化有着至深且巨的影响。政治、经济以及权力布局的改变都会带来长安城空间构造和职能的变化。长安城的三大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分别为不同时期帝王政治活动的中心。高宗时，位于长安城东北部龙首原的大明宫取代城北正中的太极宫，成为帝王听政、居住场所。帝王活动中心的转移，引起长安城构造和职能的改变，城中居住格局也随之变化，中轴线朱雀大街东北部由于靠近大明宫，逐渐成了官员聚居的地区，东南部曲江、乐游原逐渐成为游览胜地。这样的变化，在单个坊里也能得到具体而微的体现。比如出土于吐鲁番的唐长安质库中的典质账，保留了新昌坊唐前期居民的名字与身份，显然，这是一群依靠典当过活的贫民；而从典籍文献来看，唐后期新昌坊的主人变成一群过着诗意生活的文人官僚。新昌坊位于长安城东北部与东南部交接处，其前后居民身份、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恰好反映了长安城这一总体格局的改变。

　　唐代，科举制度作为选官的途径之一，是那些在出身上没有优势的人士迈向社会上层的重要阶梯。“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牛希济：《荐士论》）。每年从地方蜂拥而至的举子，试图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场。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欢欣与沮丧，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挑战命运的浮世绘。科举及第者，在长安“春风得意马蹄疾”，风光无限。新进士通过一系列活动，如期集、曲江闻喜宴与关宴、杏园探花宴、雁塔题名，充分展现成功的欢欣喜悦，长安的曲江、杏园、雁塔都见证了得意者的荣耀。而那些科举失意者只能在内心揣满沮丧和苦楚，在等待中憧憬下一次机会。

　　“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姚合：《送喻凫校书归毗陵》）。在官僚选任制度下，不少地方士人脱离乡土，几经迁转，最终移居长安、洛阳。他们在京城的交际圈子中，有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知己，也有进入仕途的利益伙伴。通过几年乃至几代的官场经营，一些家族成为纯官僚家庭，在长安置产定居，最终成为长安的新居民。《唐会要》记载：“咸通二年（861），杨汝士与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静（靖）恭里，兄弟并列门戟，时人荣之。”从杨宁（？—817）开始，杨家父子通过科举，在宦途中几经迁转，入仕京城，居于靖恭坊。杨家兄弟几人均为进士及第，步入唐代官僚体系的高层，在晚唐政治中曾一度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后，家中几代子弟中也多人登第。天宝以后，进士及第日益成为进入仕途的主要路径，并成为选拔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是官僚可以矜夸的仕途出身，愈发受到时人价值观的认同与尊崇。靖恭杨家，在新的社会风习与观念的标准下，沿着科举这条路，追名逐利，致身通显。

　　为了仕途的发展，官僚在官场之中结成利益集团，还通过婚姻形成新的亲缘关系。这样的利益集团，有时会影响家族几代人的发展。靖恭杨家父子均以进士起家，富贵荣显后，转而又以科举中座主门生等关系，结成朋党，互相援助，巩固自己的社会名门地位。《唐语林》云：“进士举人各树名甲，元和中语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三杨”即指杨虞卿兄弟。

　　“牛李党争”是唐代后期朝廷士大夫之间的党派斗争。杨家兄弟，被公认是唐代后期“牛党”的显要人物。居住的空间和政治的争斗也不无关系。那些公认的牛李两党人物，都聚居于长安城街东的中南部，两党人物在时间与空间上殊难隔绝。杨家居住的靖恭坊与牛僧孺所居的新昌坊紧邻，也成为其政敌大做文章的依据之一。出自牛党敌手的《牛羊日历》描述到：在靖恭里，“〔牛〕僧孺新昌里第与〔杨〕虞卿夹街对门，虞卿别起高榭于僧孺之墙东，谓之南亭，列烛往来，里人谓之‘半夜客’，号此亭为‘行中书’。”杜撰者充分利用客观存在的空间位置，即利用杨、牛二人宅第比邻进行攻击。这显示出在不同政治团体的眼里，空间同样与政治活动息息相关。这种通过政治利益形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也恰好反映出官僚阶层内部的社会流动。

　　长安城中那些以当朝冠冕赢得威望的人，以及以长期矜守门风为特色的家族，取得社会地位的手段和途径，能深刻地反映长安的社会、政治、文化。在长安城中，存在具有不同人文内涵的大家族：胜业坊薛绘兄弟子侄数十人，同居一曲，“姻党清华，冠冕茂盛”，人称所居曲为“薛曲”。显赫的郭子仪一家，居亲仁坊，有“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的夸饰。“靖恭杨家”为弘农越公房的一支，晚唐时尤为显赫，并累世居于长安的靖恭坊，因此得名。“修行杨家”的杨收一家，数人都科举登第，“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安邑坊的张大师、张俭、张延师兄弟三人“朱棨齐列，时人荣之”，号“三戟张氏”。这些家族受到瞩目的一个共同亮点，是他们累代拥有冠冕。他们或为前代士族，或为当代新贵，通过进入官僚系统，从各地移居都城，累世居住于一坊并成为坊里的焦点，时人也逐渐以坊里地理空间来区别指称。

　　社会流动往往被看作是社会变迁的指示器。特定时期内，该社会大多数人的流动方向和频率反映着社会变迁的趋势。作为都城，长安是唐朝行政运作、权力辐射以及社会凝聚力的中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这座都市中拥有一席之地，应是各方人士的追求。各地士人和家族千方百计谋求进入中央官僚体制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其中包含各个阶层社会地位的升与降，以及他们在长安与各地之间的流动。在唐长安城中，社会流动与变迁就是这样跟空间布局的变化相互影响。正如福柯所言：空间决定历史的发展，而且历史反过来在空间中重构并积淀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