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4月8日的《中华读书报》第5版上读到孙之梅先生《用什么支撑你的博士论文——与杨连民博士讨论学术规范问题》一文（以下简称孙文），孙说杨连民的博士论文“从体例、观点、材料到行文”都与她的《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如此近似”（孙文1栏）。类似笔墨事件近年常见，但像从什么到什么之类如此大范围的否定判断，加上如何近似之类如此模糊的表述，却不能不令人既毛骨悚然，又不知所措。之所以毛骨悚然，是因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若在“观点、材料”上都没有创新，只能算平庸之作，“体例”问题不大，你第一章绪论，最后一章结论，我也可以，如果具体“行文”上出现问题，那问题就大了；之所以不知所措，是因为，说两篇论著“体例、观点”“行文”“如此近似”尚可理解，但说“材料”亦“如此近似”就让人无法理解了。举例来说，材料这个东西一种是完全相同，甲和乙都可以用《汉书》的某一条材料，这叫材料相同；再一种也是完全相同，甲和乙都用了某一则最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这也叫材料相同；还有一种叫相似，甲用《汉书·高帝纪》，乙用《史记·高祖本纪》，这是材料相似。带着上述的惊惧和疑虑，当然也有些许好奇，我将杨连民博士的书《钱谦益诗学研究》（以下简称杨文）跟孙先生的大著《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以下简称孙书）作了对读。读完之后，我发现，孙文的结论不能成立。以下就从学术论著的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规范两个角度谈谈我对这场笔墨官司的看法。

一、从学术论著的规范看杨文与孙书

（一）杨文对孙的科研成果有明确的著录，并作了充分的肯定

1、杨文《参考文献》“征引类文献”部分第13条为“孙之梅著《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334页）；《参考论文文献》部分第12、13、14条为孙之梅的三篇论文（342页）。

2、杨文86页注释②、148页注释①，对孙的两处引文均已注明。第86、87、88、98、101、102、148等页中，凡间接引用孙书的地方，都在显著位置写明了孙之梅的名字。如第148页：“孙之梅对《投笔集》的整体评价也正好可以说明政治生涯带给钱氏诗歌风格的影响。孙之梅在《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之《钱谦益与清的诗歌》中写道”云云。

3、杨文在《绪论》中介绍“钱谦益研究现状”时，对孙之梅的论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例一：“孙之梅的《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知人论世，材料翔实，是研究钱谦益的又一部力作。”（13页）

例二：“孙之梅的《钱谦益的诗学纲领——灵心、世运和学问》则认为钱氏诗学思想自成体系：‘灵心、世运和学问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构成了钱谦益文学思想体系的框架，其中包含了作者主观的情、志、性、学养，也包含了客观境遇，时代世运的感荡激发。’她的体系可谓内容丰富，逻辑严密，堪称完备。”（14-15页）

当然，杨文对孙书既有肯定，也有不同意见。肯定的例子：“孙之梅曾在她的《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中作了分析，她认为钱、程二人亲密交往始于万历四十五年，而在此前可能有过书信来往而未亲密定交，我认为很有道理，故从之，孙氏之考证不再烦引。”（98页）有不同意见的例子：“孙之梅认为拜师文与拜师行动俱在入清后……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辨正如下。”（87页）接着作者用大量篇幅进行了考证。

如果孙先生换成我，我会一直“始则欣欣”下去，既不会“继则愕愕”，肯定也不至于“终则昏昏”，但翻到杨文末了会始而愤怒，终而破颜而笑。杨文《参考论文文献》第12条写错了，本来应该是“孙之梅：《鬼趣、神兵——钱谦益论竟陵派》，……”，作者实在不该，偏偏写成了“孙之梅、鬼趣：《神兵——钱谦益论竟陵派》，……”。我会很生气，这小子怎么把我独撰的文章，多加了一个第二作者；再一想，这“后生同道”还是蛮有幽默感的，连错都错得如此“鬼趣”。

（二）杨文与孙书的选题与体例有明显的不同

孙先生说杨文的体例与她的书“如此近似”，但只要我们将孙书与杨文的目录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选题角度与论述体例存在明显的差异。孙书以时间先后为序，对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孙书各章所标明的时间跨度如是：第一章（万历10年—34年），第二章（万历35年—天启元年），第三章（天启2年—崇祯17年），第四章（顺治元年—康熙3年）。而杨文则对专门对钱谦益的诗学理论进行了专题研究，其其各章标题如是：第一章、钱谦益诗学背景研究；第二章、钱谦益诗学理论的“批判性”；第三章、钱谦益诗学理论的“继承性”；第四章、钱谦益诗学理论的核心。两相对照，可知杨文以特定问题探讨为体例组织论述，自成体系，各章以一定的逻辑关系为顺序，有其自身的严密性。

（三）杨文对资料的收集、分析与利用在钱谦益诗学研究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孙先生说杨文“以别人的论著作为资料库”，试图完全否定杨连民在收集、分析、利用材料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杨文在钱谦益诗学研究资料工作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首先，孙先生当年研读钱谦益的资料，钱集只整理出版了《初学集》，而杨连民写博士论文时，权威专家钱仲联整理的《钱牧斋全集》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而为杨连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准确的原始资料。杨连民在博士论文中引用《钱牧斋全集》里的资料达二百多条，可见他对该书确实下过很大的钻研工夫。

其次，杨连民对钱谦益的研究资料，采用了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过穷尽式的收集，并对钱谦益的研究现状作过全面、认真的总结与阐述，其《绪论》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其三，杨连民对所占有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阅读与分析，除了引文往往能恰到好处地说明问题外，还注意利用统计数据来说明问题。如为了说明对钱谦益的研究不够充分，杨文说：“1949年后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有关钱谦益的论文一篇未见。”（326页）据“人大复印资料1977-2004年，全文检索……见于标题的：钱谦益4篇。”就很能说明问题。

而这些统计数据的获得则是作者对原著进行认真检索、统计的结果。就以遭到孙先生批评的一段话为例，孙先生称杨文第二章“第一节是个小帽子，阐述‘俗学、缪学、伪学’三个概念，可惜杨博士阐述完‘俗学’后就匆匆结束了，缪学、伪学只有题目而没有论述。”（孙文2栏）孙先生可能忽略了杨文中的一个统计数据：“三者有时甚至没有本质的区别。俗学一词在钱氏的作品出现凡64次，缪学4次，伪学8次。可见俗学其使用频率之高。”（157页）由此看来作者重点阐述“俗学”，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数据的获得至少要将《钱牧斋全集》从头到尾仔细检索一遍。利用统计数据来说明问题，全书有七八次之多，可见作者在资料检索与利用方面下了多大工夫。

（四）杨文中所述创新之处大抵是可信的

孙文否定了杨文的创新之处，我认为此论有点危言耸听。可以举出杨文创新的几个明显的例子。

第一章第54-63页，对汤显祖《答钱受之太史》的写作时间，修正了权威学者徐朔方的看法。作者还注意到钱谦益给汤显祖《玉茗堂选集》作的序言在版本上有原作与修订稿的差别，而学界一些著名学者仅据修订稿来研究汤显祖与钱谦益的关系。上述考辨文字颇见作者工力。

第一章第84-92页，关于归庄《与某侍郎书》的写作时间不同意孙之梅的观点，并作了长篇考证，连孙先生也认为这部分内容是“在超越别人上进行了努力。”（孙文6栏）

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作者采用统计数据，对“俗学”进行了重点批评，有创意。

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孙文批评道：“后两节的内容，拙作第三章设《僦、剽、奴》和《鬼趣、兵象》，前者专论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的批评，后者专论钱谦益对竟陵派的批评。”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作者在论述时所持的批判的立场与态度。而我们觉得杨文这两节的写作特点是指出钱谦益在批评中能够做到因人而异，区别对待，态度有别，力度不同，而且还用了发展的眼光与辨证的观点看问题。作者对王世贞的分析尤足以说明这一点。可参看杨文第177-185页。

第三章第一节为孙文所肯定：“所论问题虽被古今学人多次提到，但杨博士毕竟进行了梳理。”

第三章第二节，孙先生也提到“其中有关李贽和三袁关系的交往，进行了无关宏旨的新考。”（孙文2栏）“杨博士不同意何天杰《李贽与三袁关系考论》一文中三袁与李贽与的交往的时间，进行了考述。”（孙文6栏）该新考是否“无关宏旨”也不能由孙先生一个人说了算。因为既然《柞林纪谭》的真伪问题涉及到李贽和三袁的关系问题，怎能说与论文“全无关系”呢？孙文还特别提到“钱袁交游，拙作曾予考证，杨博士有材料补充。”（孙文6栏）

第四章，关于钱谦益的诗学理论前人确实探讨过，后人仍然可以作新的探索，这是非常正常的事。如《诗经》研究了两千多年，著作如林，还将一直研究下去。杨连民将钱谦益的诗学理论概括为诗有本源、诗有实物、诗有真情三个方面就显得很完整。究其内容而言，杨文与前人也是不同的。如作者将诗有本源论概括为“讲本源，溯源流，尚学问”，“就是要求人们重视经学、史学的学习，在学经学史学的过程中加强提高自身的诗学素养。”（297页）对此前人说的不多，而确实体现了钱谦益个人的诗学特点。因此也不能说“这一章既无新材料，也无新角度。”（孙文2栏）

二、从学术批评的规范看杨文与孙书

（一）   对孙举剽窃抄袭的例子要作具体分析

杨文第一章的《小结》中曾明确说过：“本章在论述中有多处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引述及引用时都标明了出处。”（152页）我们在前面所举不少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孙先生恰恰在这一章中举了几条在她“剽窃抄袭”的例子，我觉得对这些例子进行具体分析大有必要。

1、引用相同文献并注明出处者，不能算剽窃抄袭

如孙文第6栏所举杨文第96页的有关材料见于孙书65页的那个例子，杨文第96页的引文是：

《嘉定县志》卷十九《文学》云（略）。唐十升较之娄坚，精通历史，熟悉掌故，好经济事务，直言谠论，往往凿凿可中，嘉定四人中，则别具一番面貌。

孙书第65页的引文是：

《嘉定县志》卷十九《文学》云（略）。唐十升较之娄坚，精通历史，好经济事务，往往凿凿可中，又别具一番面貌。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孙文少引了13个字，错引了1个字，相反地还要说杨文抄袭孙书，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某篇文章关键的话就是那么几句，孙先生可以引，杨先生当然也可以引，而且引得更完整，更准确，怎么能说杨文抄孙书呢？

2、间接引用的文字并注明出处者，不能算剽窃抄袭

如孙文2-4栏所举的那3个例子，因为引文较长，杨连民又加了许多自己的话，故只能采取间接引用的方法，但是作者在学位论文中明确写明：“孙之梅认为程孟阳诗论的本质论、方法论、诗歌史论虽显出了高人一等的远见卓识，尽扫王、李之云雾，打开后生之心眼……显然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101-102页）应当说这一大段间接引文是不能算作剽窃抄袭的。因为这段话极其鲜明地概括了上述有关诗歌本质论、诗法论、诗歌史论三段引文的内容，并且将著作权明确归之于孙之梅。孙先生对这三段论述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它们是剽窃抄袭。

孙文说：“第一章的1基本是抄述刘明今、袁震宇先生的《明代文学批评史》的相关部分，其中也有郭绍虞先生的论述。这一部分在杨文中从19页到48页，其中抄述抄述上面两种著作占到了21页之多，而他自己的叙述不到7页。”请注意这一节的标题是《前后“七子”的诗论文论简述》。稍具学术常识的人一看题目，便会明了，有关这一问题，不可能有那么多新观点、新材料。“简述”此类题目，引述权威著作不失为有效而诚实的办法。这一部分杨文采用了典型的转引方法，如第10页写道：“刘明今、袁震宇在他们的批评史中总结李东阳的论诗要点有二：”第11页写道：“李、何虽以排击李东阳起家，登坛设坫，转移风气，但其批评中多有暗承李东阳之处。刘明今、袁震宇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中将二人的诗论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16页写道：“郭绍虞先生认为李攀龙是后七子诗派的领袖人物……”第17页写道：“郭绍虞先生认为，王世贞的诗学思想可分为三个阶段……”作者明明是转引，到了孙先生的笔下却变成了“抄述”，两字之差，正常的引文就变得有点抄袭之嫌了。

（二）   孙氏批评杨文行文问题有吹毛求疵之嫌

孙文批评“杨博士的行文也常过分草率，不加斟酌”（孙文5栏），并举了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让人感到有吹毛求疵之嫌。

例一，杨文第45页说“考察一下钱谦益现存的作品中，古文占约80%的篇幅，骈文很少，诗歌的数量位居第二。因此定性钱谦益为古文大家并不违实。”既然说的是“篇幅”，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卷数、字数、页数，而孙先生偏偏理解为“首数”，将杨文批评一通，一首诗的篇幅和一篇古文的篇幅怎能相提并论呢？这样的批评是很难让人心服口服的。

例二，杨文第46页：“王图对他的学习空同、王世贞时的行卷便大加赞赏，以为半千复出，这无疑是对他学习古文写作的肯定。”孙先生说“行卷指制艺文，和古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又将杨文无端嘲笑了一番。试问，“行卷指制艺文”有何根据？古代考生为了展现自己的才华，以诗行卷，以文行卷，甚至以小说行卷，试问，诗和小说等体裁难道都是制艺文吗？其实，许多著作都对行卷作过解释，甚至只要查一下《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孙先生在论文结尾处说：“杨博士在绪论中说自己‘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考察钱谦益的诗学理论演变形成的轨迹和背景’。”这句话有什么错呢？孙先生又鸡蛋里面挑骨头地批评道：“笔者愚陋，不知文献学的角度是怎样的，难道不从文献学的角度，选题、处理资料还有更出人意外的方法。”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让人觉得学术研究除文献学外就别无选择，其实就钱谦益研究而言，还可以有文艺学角度，史学角度，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角度，史学与诗学相结合的角度等等。若在更广阔的学术视域中来看，孙先生“选题、处理资料”只有“文献学的角度”的看法，就更站不住脚了。不必举太多例子，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中上古神话和信仰研究所运用的学术方法便绝不是文献学角度所能概括得了的。孙先生如此吹毛求疵而又以假乱真，使人不得不怀疑孙文的可信度。

孙文最后写道：“这篇博士论文如果剔除了对拙著体例、观点、材料的依赖，以及袁震宇、刘明今先生的《明代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先生中国《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的论述，仅凭自己称许且能落实的部分能否支撑起一篇博士论文？”如前所述，杨文主要在第一章第一节《前后“七子”的诗论文论简述》中引用了袁震宇、刘明今、郭绍虞的著作，孙先生的言下之意也就是说杨先生的博士论文是靠孙先生出版于1996年的《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支撑起来的。这未免也太夸张了，这种说法不仅否定杨先生的博士论文，而且也否定了长期以来其他学者在钱谦益研究和文献整理与出版方面的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充其量，孙先生的论著是杨文的重要参看文献之一。

（三）   孙氏批评的其他不规范之处

孙先生说：“何为学术规范？杨博士大概了然于心，不需词费。”孙先生是否在学术规范方面就做得很好呢？我看不见得。《用什么支撑你的博士论文——与杨连民博士讨论学术规范问题》一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

——杨文所引刘明今、袁震宇的著作明明是《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孙先生却将书名改为《明代文学批评史》；

——孙先生自己的引文任意删节，不加省略号，而别人的引文完整准确，还要批评别人所引资料与自己近似；

——为了说明别人的论文与自己的书“近似”，孙先生在引文中将别人论述的话删去，又不用省略号（如孙2栏第1个例子），以此来误导读者，个别地方还无中生有地加字（如孙文5栏“大相径庭”四个字）；

——何谓“行卷”？孙先生想当然地认为“行卷指制艺文，和古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文史知识。”（孙文6栏）制艺文和古文确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行卷与古文就不能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了。孙先生自己弄错了“最基本的文史知识”，杨文是正确的，却将杨文批评一通。难道这都符合学术规范吗？

三、两种规范都应重视

长期以来，当代中国学人对学术规范格外强调。其表象是学术不端大量涌现，其内因大概与普遍的人文精神堕落有关。长期以来，当代中国学人所格外强调的学术规范主要是学术论著的规范，而大大忽略了学术批评的规范。

武宏志《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认为，学术批评的规范有三项内容：一、针对某一学术论著的核心问题，避免牵扯不必要的细节问题。二、客观地看待某一学术论著的优点和缺点。三、批评本身要具有学术性，要讲究逻辑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批评的可靠性。（《人民日报》2002年7月23日）以此来衡量，孙之梅先生的批评是不规范的。孙先生关注的不是杨文，她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一味以我为主，无限放大自己的成果，显然不利于对他人成果的正确判断，因为她的立场是主观的，因为她的思维是片面的。孙先生关注的是杨文的某些细节，既忽略了整体，又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细节。杨文有个别地方确实存在未明确标明出处页码的问题，比如孙文揭出批评的杨文106页“不论是程朱理学”以下80余字，的确出于孙书第92页。据孙文所揭，杨文类此不规范之处所占比例非常小，可以提出严厉批评，但不应该据以全盘否定作者在钱谦益诗学研究上所做出的努力。

常识告诉我们，学术批评应注意以下三个原则：一、允许研究者出现学术规范之内的问题，尤其是探索性的问题格外要以宽容和扶植的学术态度待之；二、不能一味吹捧，将学术批评做成学术广告，甚至虚假的学术广告；三、把学术批评当成一神圣之事业严肃对待，一切以学术为出发点和归依，尊重被评论者之人格和学术探索，评论不必加入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如意气之争，门派之争等。当下学术界，吹捧之风甚盛，而妄图置之于死地的批评也常常能见到。这些毛病，大都与批评者的人格修养、知识素质和学术心胸密切相关。

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必然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且，往往在其成长的初期，都会不同程度地有一个或更多潜在的规摹对象。这个时候，若在规范许可的范围之内，批评者应持宽容和扶植的态度来进行善意的批评。鲁迅《未有天才之前》说：“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可救药的事。”（《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8页。）《钱谦益诗学研究》是杨连民博士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著作，亦即鲁迅先生所说的“第一声啼哭”；孙之梅先生的批评虽未必出于鲁迅先生所批评的“恶意”，然亦类似于鲁迅先生所说的“恨恨地磨墨”的批评家。学术界存在这样的现象：某些学术名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钟爱有加，于是，不论其他后来者的成绩如何，只要是与这些名家研究对象相同，他们便会拿大帽子压人，使出霸王作风，对继之而起的研究和研究者轻则报以蔑视的冷笑，重则企图一棍子打死。这类学者不敢说比比皆是，但大有人在。我们不拟妄测孙先生批评的用意，但无疑，其批评确有些许主观，些许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