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进入21世纪以来，跨学科研究方法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若干新的视角。隋唐长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都城，除了建筑的宏伟之外，作为隋唐帝国的心脏，这里既是从皇帝、百官到庶民、僧道的生活居住空间，又是帝国各项行政制度运作的舞台。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对长安的研究，更多的是着眼于考古学和历史地理方面。但是，长安城是活动的都市，长安的历史也是一部活的历史，史学工作者也有可能在文献、考古、历史地理等方面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城市空间、社会流动、物质文化、艺术史等多种角度来考察隋唐长安社会是如何发展、演变的，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在隋唐长安的空间里的流转变迁，追寻所谓“唐宋变革”前奏曲——长安社会的变迁。

　　本栏目的四篇文章，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长安，即将目光重新移向城市中所生活的人群，尝试从这样的视角来建构属于不同人群所拥有的“城市”，书写隋唐长安的“新历史”，值得一读。

从王宅到寺观

——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

荣新江

　　持“唐宋变革论”的学者，一般比较强调唐宋两代之间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就城市而言，“唐宋变革论”者比较关注的是坊市制的变化，即唐代城市中坊墙的破坏，侵街现象的出现，市场扩大到坊市制度规定的地域范围之外，等等。事实上，一座城市的“近世化”（借用京都学派的说法）并不仅仅表现在坊市制崩溃这样一个方面，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有待考察。学者们已经指出，近代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密切相关。我们当然不能直接套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的“公共空间”概念，但也不妨把这一概念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大众与地理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观察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变化的切入点。从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来看唐代长安，是探讨唐代“中古式”都城向宋代“近世化”都城转变的极佳视角。

　　唐代长安城承继自隋代的大兴城，它是开皇二年（582）在汉代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上建造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除了宫城、皇城外，被安排在整齐的里坊中的百姓居住的宅第和佛寺、道观，占据了长安城约63．8％的面积。按照制度，这些里坊是被高高的院墙包围着的。

　　唐朝皇帝的兄弟姊妹和儿女在京城都有宅第，大多位于城市中心，规模相当可观，像贞观初晋王的宅第就占保宁坊一坊之地。唐代前期的长安，政治的漩涡一直在宫廷和王宅间盘旋，从玄武门之变，经武周革命、李唐复辟、韦后之乱、唐隆政变，到李隆基消灭太平公主势力，长安城内的王宅和公主宅第（以下统称王宅）的主人时有变化，有的主人登基为皇帝，有的贬死他乡，不少公主舍身入道，而诸王宅第最终也被玄宗废弃。这些王宅的一个主要去向，就是改建为佛寺或道观，个中原因，既有原为龙潜之地不能再为常人所居，也有皈依佛法或入道而舍宅为寺观。如保宁坊晋王宅，显庆元年（656）立为昊天观。可以说，唐代长安规模比较大的佛寺和道观，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外，大多数都是由王宅改建的。

　　对于一个中古时期的城市来讲，王宅向寺观的转变，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主人的更换，而是一种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功能意义的转换。王宅本是一个被重重院墙包围的私秘空间，这里活动的主要是亲王的亲属和服侍人员，以及偶尔临幸的皇帝及随行的大臣。但是，当一座王宅变成寺院或道观以后，这个私秘空间摇身一变，就成为对大众开放的公共空间。韦述《两京新记》描绘中宗与韦后的长宁公主宅，“盛加雕饰，朱楼绮阁，一时胜绝”。到韦后被杀，公主随夫为外官，宅第改成景龙观，“词人名士，竞入游赏”。王宅是封闭的空间，“闲人免进”，特别是公主宅第，平日恐怕只有皇帝、皇后以及部分侍臣可以入内；而寺院则是公共空间，对公众开放，王宅一旦变成寺院，人们就可以“竞入游赏”了。苏颋便应当是当时“竞入游赏”的词人名士之一，他还写有一首《景龙观送裴士曹》诗。

　　一旦王宅变为寺观，就给城市提供了一块面积可观的公共空间，并有了各种政治和社会功能。大体说来，这些功能有：1）公共的政治空间，如国忌行香活动，或在寺观中举行皇家祭祀。2）公共的学术空间，成为士人、学子读书、聚会、切磋诗句、讨论学术的地方。文人学士在寺院中聚会，可以在那里过夜，不受禁夜制度的限制。3）大众文化场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俗讲，包括佛讲和道讲。女性也不甘落后，一些女尼也有俗讲。此外，长安寺观还是京城大众观看戏剧的场所。《南部新书》称：“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4）大众的娱乐空间，因为王宅和公主宅第中的不少亭台楼阁得以保留，雕梁画栋，非常人可以模拟；不少山池树木，屈曲幽雅；还有一些建筑拥有迷人的掌故；加之许多丹青高手的画作和书法名家的碑石，都吸引着文人乃至普通民众前来游赏。有些寺观还以种植的某种名贵花卉吸引大批民众，如玄都观的桃花、唐昌观的玉蕊花、洞灵观的冬青、金仙观的竹，都名震一时。长安寺观提供给社会的公共空间远不止这四个方面，其他如政治会盟、贸易交换、旅舍、病坊等等。

　　中国中古城市的坊里式建筑以及严格的管理体制，限制了城市的发展。但人类历史的进程总是会冲破坊墙的羁绊，城市文明的进步也会从某些地方生发开来。长安城中由王宅演变而成的寺观，便为这种公众文明进步提供了广阔的运作空间，为城市新文明的生发提供了重要场所。

　　新的公共空间必将产生新的文化活动。寺观本来就有其政治礼仪和祭祀的功能，更是民间文化的舞台。中晚唐佛教、道教都经过了世俗化的历程，而民间文化使寺观本身也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于是，城市文化生产促进了消费空间的增长，寺观也就逐渐直接介入城市居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受经济因素影响，寺观空间也与生产和消费密切相连，从而推动城市结构和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北宋都城开封的相国寺，位于汴河大街的交通枢纽上，成为四方冲会，既是都城内外的信息中心，又是商旅交易、货物转售的瓦市所在，同时也是士庶百姓参拜、休息、娱乐、游赏等生活场所，常常被看作是宋代步入中国“近世”社会的象征。对比中晚唐长安佛寺的情形，许多庶民文化生活的场景已经与相国寺相当一致，只是各式各样的文化娱乐活动所缔造的庞大消费市场还没有明显地出现，但这些文化娱乐活动一定会推动各行各业的分工和货币经济的流通，推动消费市场的出现。因此，如果把庶民生活的活跃看作是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的话，那么中晚唐的长安，应当已经开始迈出走向近世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