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发生过数十次的变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可这些大大小小的变法最终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以往的史学界对这些变法中个别例子进行过总结,可全面地分析总结这些变法失败的原因的论述还没有过。

变法领域的单一性

　　如甄别史料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变法尽管进行多次，可变法的内容却大多只有一个：即在农耕领域内进行。如战国中期的商鞅和吴起变法，就是奖励耕织以强大军队,为达此目的，吴起在楚国实行收“三世”“封君”之禄的措施，商鞅制定了“连坐”、“告奸”、“户籍管理”、“奖励军功”等政策；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和明代中后期的张居正变法，走的亦是商鞅和吴起实行过但没有成功的老路子，即在农耕领域内的修修补补。

　　因此，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变法虽然进行了多次，规模也轰轰烈烈，其实都只是在农业这个单一的领域内实行结构性的调整、损益而已，农耕以外的商业、手工业等行业很少触及，这不能不说是古代变法在结构上的重大缺陷。

找不准社会推动力量

　　历史实践表明：任何一场变法要取得成功首先要解决一个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也就是说，谁将成为这场变法的推动者和实施者，也就成了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可无论是商鞅变法还是王安石等人的改革，在寻找社会力量的支持以保证变法成功方面有两个共同点：

　　一是民众是变法的施受者。历史上几次大的变法的实施都是自上而下，民众不是主动的投入而是被动地接受皇帝及改革家给自己颁发的各种改革法令；在变法过程中，属于民众自己发挥的空间几乎没有，如商鞅变法，政令酷虐，即使只有小过错，也施重刑，使“贵戚”及“民”多有“怨望者”；同时，由于变法的施受者是农民，其活动范围和视野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要做的只是年复一年地耕作，多打粮食和服劳役，对于农民来说，变法的成功与否远没有达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程度，变法成功了吃饱一点，不成功则吃差一点。因此，历代变法者在设计改革蓝图时的社会基础是空的，为了保证多打粮食，变法者往往要通过严刑峻法以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如商鞅治秦，吴起治楚，王安石的市易法等，其做法与其说是变法，不如说是勒在农民脖子上的绳索，既然如此，变法怎么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呢？

　　其次，变法的推动者不是民众而是政府官员。既然变法自上而下，各级政府官员理所当然地成了变法的推动者，而政府官员又受制于各种复杂的既得利益关系，使得对变法的心态各异，一旦改革者去世，又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变法就会半途而废。如吴起死后，楚国变法戛然而止，商鞅死后，秦国平静如常，王安石去职后，北宋王朝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张居正死后不仅被抄家、贬封，他的变法措施也全部被废。

没有体制上的创新

　　变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是历史上许多变法者没有弄清的问题，他们以为只要通过变法能“富国强兵”，目的也就达到了，其实这是思维的误区。

　　历次变法之所以必要，是当时的社会基础乃至上层建筑都出了严重的问题，社会积累了许多的矛盾，国家衰弱不堪，不变法社会就不能发展；而社会上各种问题的出现归结到底是体制出了问题，所以，变法说到底就是变革体制，只要体制不变革，任何变法都是不会成功的。可古代的改革家在这个问题上模糊不清，使历代变法在体制创新方面举步维艰，尤其是商鞅、吴起、张居正等人的悲剧结局，更使人们对体制创新谈虎色变，即使是当年喊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豪言壮语的王安石，也因触及体制如青苗法、市易法等，遭到顽固派的群起反对，使两宫皇太后向神宗施压：“安石乱天下”！无奈之下，王安石只好带着遗憾去江宁府研究《说文解字》。体制不变革，变法也无法继续深入下去，只好停顿下来，一旦变法停止，所谓“富国强兵”的理想也随之幻灭，这也是多次变法之后并没有出现“富国强兵”局面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