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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 长年从事文化老人研究的学者李辉 历史就是一个大漩涡 1996年我为黄苗子郁风夫妇写的传记书名是《人在漩涡》，讲历史就是一个大漩涡，我所写的对象是卷在百年的历史政治文化的漩涡当中。其实，我作为一个历史的叙述者，我本身也身不由己地卷到漩涡中了。 不管怎样，历史的叙述和历史的当事人，以及晚辈，参与历史叙述的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论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历史，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叙述历史，最终都摆脱不了历史对我们现实的一些影响，而这种影响会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各种各样史料，包括档案、日记、书信等我们过去所见不到的东西的陆续公开，我们会更深地卷到历史的恩怨当中。我从事历史叙述将近30年，我常告诫自己：一定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和思想准备，你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个全知全能者，但是永远要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要对历史有一个客观冷静的态度。 我的大学老师贾植芳先生在回顾一生时，常爱说“写好一个人字”这句话。我们从事历史叙述和人文研究的人，实际上也应如此。你的道德标准要求，你说真话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甚至能够有勇气承受一切对你不利的事情，这些就是“写好一个人字”的应有之义。 “写好一个人字”，在今天的时代，尤其重要。 正视历史叙述中的编造 自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作品在大陆出版之后，中国大陆的回忆录、传记、口述实录越来越多，而且这也是进入新千年之后中国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也是电视媒体、平面媒体做的越来越多的一个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现象，我们必须正视它，这就是关于编造的问题。 历史叙述中的编造不仅仅限于中国，在和中国现当代历史有关的外国著作也存在。杨天石先生对关于美国人考尔斯1985年出版的回忆录，就进行了辨析。考尔斯1942年随同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问重庆，时隔40年后，他写了宋美龄与美国特使的“风流韵事”，蒋介石甚至带着士兵拿着自动步枪去捉奸。这一猛烈的爆料，吸引李敖等人在书里引用，大陆出版的宋美龄传记也用了。事实上，美国特使在重庆访问只有几天时间。杨天石先生根据《大公报》报道和相关史料考证，证明这完全是为炒作书的销路而在编造。 文怀沙在年龄、经历诸方面的编造，显然与我们的社会大环境、文化氛围相关。过去是“大革文化命”的年代，现在我们要推崇文化，各方面也很重视文化，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他利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我重新塑造正面形象，然后与官场的潜规则、商业的潜规则结合在一起。我公开质疑他，是因为他现实中的行为，而不是过去的行为。就算我知道他过去的事情再多，如果他今天不这样做的话，我也不会公开质疑。 今天的时代，编造、抄袭、剽窃见怪不怪了！有人跟我说，现在博士生的论文很难说有一个是完全独立地在做，包括博导在内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你何必要捅破文怀沙造假的窗户纸呢？这不是挺好吗，百岁老人又会说又会吟诗，还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说这番话的这个人没有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叙述者，我们现在谈40年前的历史，那么过20年或者40年之后，那一代人也会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进入新千年中国的文化环境，居然让这样一个不断编造自己历史、连出生年龄都存在很多疑问、连自己重大人生的经历都能够改变的人，成为中国这样一个时期的文化代表走向世界，今天来听讲座的都是文化人，那我们脸上还有光吗？还有人说，李辉要出名等等，说我要出名也好，或者我对老人不尊重也好，你都可以用这些理由来批评我，但是要有一个事实得承认，他的东西是编造的，他是有欺世盗名之嫌。如果你不能反驳我的观点，你就是欺世盗名。 这个牛年初春，我一不留神好像也是趟了浑水，也有人说我吃错药了。我也许是吃错药了，但是，我并不后悔，这些事总要有人出来说。其实，这之前也有人发表文章提到这些事，只不过，我是第一个明确地说出来。 历史档案的整理与公布 我把历史叙述基本上分为这么几类：回忆录、传记、口述实录和档案整理，当然，还有一些史书的写作。 历史档案无疑是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回忆中有很多生动的细节，这些都是参考，但是要真正进入当年的真相，档案的整理、公布，在中国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禁区是与档案有关的。在档案没有公开之前，我们有很多的结论都不敢保证是可靠的。根据我的理解和做的工作，档案主要是日记、书信、档案记录、文献，甚至包括当年的一些新闻报道，我都把它们归为档案、史料一类，是当年的东西。当年可能也有编造的东西，有编造痕迹，但是有些日记就是为了让自己不忘记，就是真实的记录，是一种备忘录，就是可信的。 我现在说的是个人的日记、档案。还有一些是属于官方的重要档案，对于解读现当代史的重大事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中国来说，这方面还是有待于推动的事情。当然，中国已经有了档案法，规定了多少年内的档案可以公布。现在，上世纪50年代的外交档案已经公布了，60年代的档案已经开始公布了，虽然是有选择性的公布，但是比没有公布要好。档案的公布对于史学家、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历史档案面前，很多现当代史，甚至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都是如履薄冰，可能第一天结论是如此，第二天就被推翻了。 档案的整理和挖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档案是至关重要的，档案的公布对于我们认识当事人的历史变迁、政治事件、文化事件的内幕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首先将民间档案能够整理的就整理，能够出版的就出版，这样才能够给人家一个清楚的了解。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和目的，进入新千年之后，我的一个工作重点放在档案类的史料整理与出版上，与陈思和一起主编的“火凤凰丛书”，自己主编的“沧桑文丛”、“历史备忘书系”、“大象人物日记丛书”、“大象人物书简丛书”等等，仅日记书信类的大概出版有50本以上。其中包括“沧桑文丛”中冯亦代先生的《悔余日录》。 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鼓励冯亦代先生将日记整理出版，反映1960年前后知识分子、右派群体的活动状况，当然也包括他受组织之派将见到章伯钧的一些情况向上汇报。对于冯亦代先生能够同意我进行整理和公开出版，我是非常敬重、非常感动，我觉得，一位老人能够将自己的这一段历史，用这样的形式告知于后人——那一代知识分子有的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当时我写了一个“整理前言”，我没有展开谈，但是我简单写了几句：“冯亦代的这些日记，详尽地记录了他成为右派分子后的日常生活，包括人际交往、读书情况和心理活动。从文字看，颇为真实可信。陷入逆境后的痛苦，被改造者的无奈，依然强烈的求知欲望，对平等身份的企盼，紧紧交织在一起，凸显出一个知识分子弱者的形象。同时，他在日记中还记录了与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当年的往来情况，他们中间有费孝通、潘光旦、陈铭德、邓季惺、章伯钧、罗隆基、丁聪、储安平、浦熙修、董乐山等，这也就使得《悔余日录》成为一个群体的生活片断的写照。 今天看来，《悔余日录》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文献价值。它记录的是个人的生活与思想状况，却从一个特殊角度呈现出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窘状和精神脉络。这对于剖析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梳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有着其他文本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加以整理予以出版。整理过程中除个别词句作者删去之外，基本保留原貌。 当事人的勇气是非常重要的，冯先生在1979年之后参与创办《读书》杂志，对于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我们三十年来中国的人文思想的形成，包括我们这一代年轻学子当时的一些成长，应该说都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我个人收集档案来讲，最大的收获，还不是整理冯亦代日记，而是我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在潘家园收集到的一箱资料，本来这些资料不应该流传出来，但恰恰被我买到了，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剧作家协会的一些个人档案，包括田汉、吴祖光等人的，最完整的是杜高先生的档案。杜高从1955年肃反开始就已经有了政审，就是从1955年开始，这些文人就被要求互相揭秘、揭发，包括之后到“文革”期间关押、文革之后的释放。还有开会时给主持人写的小条子都在，当时我并没有想公开，只是想给当事人看。买到这个档案之后，我非常兴奋，我给杜高看的时候，他一边看一边落泪，其中，有当时朋友揭发他的、他揭发别人的。他非常难过也非常激动。后来，我就说这种情况都是历史了，能不能把它整理出版？杜先生犹豫考虑了半天，最后说可以。我们原封不动地进行整理，包括对作者自己不利的内容。 这本书整理出版为《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所谓原始文本，就一定是档案尽量不加任何删减，严格到卷宗的时间顺序和排列，这样档案才会有完整的面貌。杜高先生非常支持，而且他来参与整理，遇到问题他帮忙解答，在整理出版时，我和他做了一个很长的对话，谈档案的背景以及他个人对历史的看法。我非常敬重杜高先生，他能够正视自己人生的阴暗面或者在大的背景下被迫做的事情，他觉得，这是他个人的，也不是他个人的，是他那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如果撇开历史背景，我们很容易得出简单化的结论，但是我们完整地看这些档案，就可以对这段历史，在这个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恐惧，就会有了深刻的理解，这样才会有深刻的同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更多档案的公开，还原历史真相的可能性总是会越来越大。在档案公开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对相关历史有整体的把握，如果没有整体的把握，我们很容易就单个人、单个事来谈，而对历史忽略了。打一个比喻，如果我现在不谈胡风事件和肃反的全过程和背景，随随便便拿出某个重要人物在报纸上对胡风的批判，点名说胡风是反革命，可能现在的人肯定会震惊，因为一般读者并不了解当时所有的报纸和人都在讲这件事。我们要对历史有把握，对历史错综复杂的原因要有把握，哪些是个人原因、哪些是道德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因此，我佩服杜高先生的勇气，能够将这些历史的原始文本公开。档案的顺序、档案是哪一天写的、作者是谁，都是清清楚楚的。 (节选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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