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视野下的《白下琐言》

    在明清士大夫撰写的南京杂忆中，甘熙的《白下琐言》无疑地是继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之后，另外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在表面上，这些作品都是以笔记小说的体裁，但透过地方方志编集者的摘录、标举，这些个人记忆，却被纳入官方正式的历史记载中，成为地方历史系谱的组成因素。

    尽管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余怀的《板桥杂记》和顾起元《客座赘语》对于晚明南京的描述和追忆仍然发挥影响。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问世的《白下琐言》，由于时代切近，对当时人的乡土论述，显然有更大的型塑作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动乱，固然将南京的历史发展带向一个迥然不同的方向，并对南京的城市景观和许多人的生命历程带来巨大的冲击，但从陈稻孙等人关于南京的记述中，我们却看到一个源于唐代建康实录的历史记忆，如何跨越朝代的断裂，绵延千年而不断，并从官方的帝国都城叙事和方志的传统，透过赘语、琐言及乡土志一类更细部、更地方的私密性叙事类型，向下穿透，构成一个坚实、绵密的记忆之网。

2、家世背景

    甘熙所身处的南京，虽然已经由盛而衰，无复晚明金陵的激荡颓废，但甘熙本人的家势却在嘉道年间达于顶峰，成为南京当时少见的世家大族。在全盛时期由三百多间房屋和一座花园组成的甘家大院，能够在像南京这样全国性的大都会中存在，让甘熙的身世平添了一份其他活跃在明清南京的士大夫所没有的传奇色彩。另一方面，也由于甘熙的经历、著作，让他成为甘氏家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02年，南京市政府重新整理开放的甘氏宅院，就径以“甘熙故居”之名称之，成为南京市的一个主要观光景点。

    甘氏的先祖最早可以远溯到战国时期秦国的相国甘茂。甘茂的孙子则是家喻户晓，十二岁拜相的甘罗。甘熙在《白下琐言》中提到嘉庆十七年（1812），他的父亲用一件铜瓶换取一件汉代铜壶，出土地就在始祖墓附近：“甘村距始祖晋于湖侯墓未半里。嘉庆壬申九月，族人韶九葬母于其地，土中掘得铜壶一。”在另外一处，他又仔细地介绍了始祖墓的所在。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但能看出甘卓之墓在甘家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难体会到甘熙对自己载诸史册的显赫家世的感情。甘熙强烈的历史延续感，对地方文献的兴趣，对儒家忠孝之道的讲求，和这个源远千年的家族历史，显然有很大的关系。

    明万历中叶始，甘氏家人的一支从小丹阳甘墓岗迁到江宁城内。嘉庆四年（1799）迁居到今日甘熙故居所在的南捕厅。东花园位于南京城东南，曾是明中山王徐达的中山花园，坐落在夫子庙闹市旁，过长板桥与旧院相连。甘熙虽然对明代设置旧院多所批评，但居家触目所及，却尽是南京旧日流风余韵和文物声华的痕迹。在东花园故宅内，还可以看到城外巍然耸立的报恩寺塔。甘氏家族在迁入南京城后，转以经商为主业，经营翦绒、江绸、贡缎、棉纱、布帛等与纺织有关的行业。由于经商致富，甘家在雍正初年就买下南捕厅的这片空地。嘉庆四年，在甘熙祖父甘国栋的率领下，正式迁入新居。

    甘氏新宅基本上是以南捕厅街15、17、19号为中心，至甘熙时再扩展至大板巷。南捕厅街和大板巷，在同治版的县志中，都被划入城西南区。位于夫子庙西北方不远处，从南捕厅往东走不久，即是江宁府署。同治年间的知府马新贻即于1870年在府署附近遇刺。府署南是府城隍庙，庙西有一座关帝庙。甘熙一方面和顾起元一样，对怪力乱神的超自然力量，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一方面又和冒襄一样，有着虔诚的关帝信仰。而在甘熙记载的各家关帝庙中，这座位于府署西侧，与甘家大院近在咫尺的关帝庙，似乎特别灵验。

    就甘氏家族的发展和对甘熙的影响而言，甘国栋的长子，甘熙的父亲甘福（1768-1834），无疑是继始迁祖甘卓之后，另一个关键人物。甘福的一大贡献，是在甘国栋迁建南捕厅甘氏新居的基础上，不断对甘家大院进行扩建。到道光十八年（1838），甘熙中进士那一年，甘家大院位于大板巷的最后一部分院落完成，甘氏故居的模规大致底定，达到全盛期。在扩建宅院的同时，“嗜学慕古”的甘福，又积四十年的辛苦搜寻，在甘家大院中建立了一座藏书达十万卷的藏书楼“津逮阁”，使甘家成为继明末黄虞稷的千顷堂及焦竑的五车楼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图书收藏重地。素来不喜欢诗歌吟咏的甘福，为自己建立的这座富甲江南的藏书楼，踌躇志满，特别自题二律以为纪念：“吴山越水几遨游，四十年来费苦搜。插架非徒供秘玩，研经愿与企前修。……从此志怀堪告慰，左图右史复何求。”“层楼高处乐徜徉，珍比琳琅七宝装。积卷敢夸东壁富，披函好趁北窗凉（楼北向）。云烟供养邀清泽，金石摩挲发古香（楼之下藏书画金石）。为诸儿孙勤世守，此中滋味最悠长。”

    甘熙在动乱即将来临之前，坐拥一片幽悠广阔的天地，在书画金石和万卷古籍中，将士大夫的精致文化演绎到另一个高峰。甘福四十年的辛勤搜集，为甘熙生平最重要的志业──撰述乡邦文献──奠定了一个其他南京志书撰写者都没有的基石。甘熙在这样一个优越的物质环境和先人的教诲、示范下，一方面既延续了顾起元、冒襄等明末士大夫文化的元素，一方面却又反映了乾嘉考据学的朴实风格。虽然《白下琐言》中也点缀着各种对城市景观的描述，对文物的赏析，对饮食生活的讲究，以及让人惊艳的繁花盛开的景象，既缺少了明末特有的耽溺、颓废气息，也看不到顾起元那样在儒家传统道德和繁华的城市生活间的犹疑、彷徨。《白下琐言》的记事，尽管也有着矛盾、不协调的走向，但对儒家家族伦理和乡土历史的重视，对秦淮声色及戏曲音声之道的批判，却让延续与断裂、秩序与逸乐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幅解消。《白下琐言》里程碑式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不同于《客座赘语》，也不同于《板桥杂记》和《随园轶事》的南京。

    甘熙在嘉庆二年1797出生，在嘉庆十八年（1813）十七岁时，和长兄甘煦一起补县学生。在道光十八年（1838），和曾国藩同榜考中进士。其间除了一度因母丧居家，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地仕宦为官。道光二十九年底，孝和睿皇后崩，道光皇帝随后不久也驾崩。咸丰元年1851，甘熙奉命，同郡王、内务府大臣等一行人前往东西陵各地，为皇后选择安葬吉地。在复勘帝后陵寝途中，他突然因病暴卒于旅次。

3、《白下琐言》与方志

    除了是一位忠孝两全的儒者，甘熙另一个留给亲朋故旧和当代南京文献编纂者的主要印象，是藏书家和方志学家。尹晓华在2007年为《白下琐言》写的导读的第一句话就是：“《白下琐言》为清代著名学者、方志学家甘熙所著。”为甘熙的生平志业和《白下琐言》的命意所在，作了最基本的定位。而这样一个热衷于乡邦文献的方志学家的印象，不论是在《白下琐言》的记载，还是序言、跋文中，都清楚地显现出来。

    据甘熙的姻亲方俊在道光二十七年所写的序，甘熙从嘉庆中期以来，就利用津逮楼丰富的藏书，开始撰写《白下琐言》一书。方俊写序时，太平天国的动乱还没有发生，甘熙和相知的友人已经在期待新的方志编纂者采用《白下琐言》的记载：“异日贤守令重修志乘，从之考献，必将有取于是书。”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不仅摧毁了南京重要城市坐标大报恩寺，并将津逮楼的大量藏书付之灰烬，地方文献也被大量摧毁。城市的残破和典籍的丧失，让同治年间县志的编纂者，感到空前的压力，负责分修工作的甘元焕，在《白下琐言》的跋序中，也说出同样的窘境：“同治、光绪之交，踵开郡邑志局，搜求遗籍，百不获一。嘉道前事，茫如堕雾，何况寝远传闻异辞。”《白下琐言》对方志编纂者的重要性，在这种困局下，益发突显出来。

    甘熙对金陵掌故、文献的兴趣，除了来自和顾起元一样博学多闻和乡土之情外，和津逮楼的丰富藏书显然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甘熙和顾起元一样，充满了对南京历史传承的感情，除了借着自己“往来无白丁”的家世渊源，从和地方耆旧、文人的交往、宴饮中，记取各种地方传闻、叙事，更善加利用津逮楼和朱绪曾等人的藏书，让自己的琐屑之谈，处处显露出乾嘉考据之学的影子。前面曾提到顾起元搜求地方文献，这些近多失传，而被甘福刻意搜访得来的南京地方文献，从唐代许嵩的《建康实录》、宋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类编》，到朱之蕃的《金陵图咏》、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周晖的《金陵琐事》，近四十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顾起元特别提到的《金陵新志》和《景定建康志》。

    除了自己家中收藏的丰富文献，甘熙写作过程中也借用了同乡名人朱绪曾开有益书斋中的珍藏秘籍，互相考订，并和朱绪曾及另一位有相同志趣的地方文人金鳌一起讨论。这一群对传述地方历史，抱有殷切期待的文人士大夫，透过各自的家藏图书，文献搜集考订和相互讨论交流，为即将来临的府县志重修工作，奠定下扎实的基础。从这个脉络下来看，不论是诗征、诗汇，还是赘语、琐言，都有了更严肃的时代意义。

    就是怀着这种为重修地方正史作准备的使命，让《白下琐言》这本原本应被划入笔记小说之类的作品，充满了乾嘉考据学者一般的气味。甘熙像考释经典一样，对地方文物、里巷、人物、地理位置，作了看似琐屑的考证修订。他的撰述有几个可以注意的地方：一、方志对地方建置古迹记载的详细，一庙、一庵都尽可能地标列。二、这些地方建置古迹之所以值得记载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历史常常可以上溯数百年。三、甘熙对山川地脉、堪舆风水之学的兴趣，在这条记载中已可以一窥端倪。四、甘家故居刚好位于城南聚宝门外的小丹阳。在外地来的士绅官员笔下大致如此的记叙，在一个留心考据的在地者眼中，却是不能容忍的粗疏，所以甘熙在下笔时，往往用相当强烈的字眼，指责这些外地来的方志编纂者。

    但是，方志因为披上了历史的外衣，被视为是地方历史叙事中最正式，也最具权威的知识体系，让我们往往忽略了方志编纂者在搜集资料、编纂故事的过程中的任意性及不可靠性，这种历史叙事和想象、小说、非正式的记载之间的差异，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南京府县志中大量征引顾起元、周晖及甘熙的笔记小说中的记载这个事实考虑在内，也势必会让我们对型塑历史记忆和地方知识的过程，有更深入的体认。有趣的是，甘熙虽然用着乾嘉考据学者的口吻，批评方志编纂者的谬误不实，但在同时，甘熙也用一种言之凿凿、真实有据的口吻，传述各种聊斋志异式的鬼魅故事。甘熙的南京记事因此像他既期许又批评的方志一样，在一个看似坚实的城市历史之中，编织了各种奇幻虚渺的传奇。在里巷、院落、衙署和宅邸的暗处，既深埋着悠远的典籍文学，也随时有不可测度的幽灵，一一被网罗进甘熙的城南旧事中。

4、回看《客座赘语》、《江宁府志》：时代的变迁

    甘熙对南京鬼魅妖言的迷恋程度，和顾起元相比，可说是不遑多让。事实上，除了鬼怪这个共同的兴趣外，两人出身、背景、志趣的接近，也让顾起元成了《白下琐言》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历史人物。在甘熙撰写十九世纪版的南京纪事时，《客座赘语》成了最重要的参考坐标。相较于其他率尔操觚的外来者所编纂的官方正史，顾起元这位状元出身的乡先贤“随手所书”的松散纪事，反而更有参考的价值。如果不是出于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对地方历史写作的使命感和家藏的万卷图书，一般奉命办事的低级儒生或来自外地的乡绅，恐怕是没有能耐和兴趣深究这些细微历史的曲折的。

    然而，在甘熙所有对方志编纂者的批评中，对袁枚的批评最能反映甘熙本人的质朴个性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城市纪事的时代改变：

    志乘为一方掌故，攸关一切。小说家言，焉可拦入？袁简斋先生所修《县志》引《板桥杂记》云：“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海之仙都，升平之乐园。”又引《稗海》云：“郑合敬及第后宿平康，赠妓诗云：‘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楚娘、闰娘，妓之尤者，以及唐杜秋娘，宋杨爱爱等事，虽语涉风雅，何关纪载？后有修者当芟削之。

    这并不是惟一一处对南京风月生活的批判，在提到南京记忆中最突出的秦淮妓院时，甘熙几乎是以一种咬牙切齿的口气，宣泄他心中的愤恨，严格的道学家口气，几乎让甘熙和所有南京纪事的建构者──从冒襄、余怀、孔尚任、袁枚乃至他所尊敬的顾起元──站在相反的立场。这样的差别，固然和纪事者的人格特质、思想信念有关，但也相当程度地反映了时代风气的变迁。如果我们把袁枚在乾隆十三年（1748）主修的《江宁新志》和在同治年间刊刻的《续纂江宁府志》的目录拿来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可以更轻易而全面地看出时代风气的移转和道咸间战乱的影响。袁枚版的方志有26卷，其中包括了疆域志一卷、山川志一卷、古迹志一卷、祠祀志艺文志两卷、文苑传一卷、艺术传一卷、高士传一卷、释道传一卷，面向宽广，充分展现了盛世的包罗气象，但这些单独列卷的文苑、艺术、高士、释道、山川、疆域在同治版中都消失不见，代之而起的是一整卷的兵事表和首开先例的实政卷。人物卷失衡的结构，更完全见证了时代错置的发展。这卷包含了驻防、名宦、先正、孝友、仕迹、儒林、文苑、义行、寓贤、忠义和列女的人物专卷，共有374页，几乎占了全套方志篇幅的百分之七十。而这其中又有二百名是只有姓名的战乱死亡者。其他详略不等、流品各异的士绅官员，也绝大多数是“贼至殉难”，或因作战而死难的殉国者。战乱后的江宁府志，仿佛成为一本悲伤的死亡之书，让人忘掉了这座城市曾经有的色彩和声嚣。

    （本文是提交“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的删节稿。作者为台湾“中研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