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曾经出版过上千种，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由它来观察上海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大都市，是一个绝好的视点。任何一种文化和文学形态，对于都市（或乡村）都是想象。丹尼尔·贝尔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即便你手中拿的是一台摄像机，它拍出来的上海仍然只能归入“想象”。而在不同的载体里，想象都市的姿态、角度、立场是不尽相同的。晚清小说把上海看作是传统和西洋混杂的享乐场所，是延续扬州、苏州的梦。左翼作家笔下的都市，是激荡着阶级斗争的大舞台。《长恨歌》是红旗下长大的王安忆对旧上海奢靡华丽的阐释和批评。“美女作家”的都市充满了虚无的狂欢。因为报刊受制于读者、作者、编者三者的互动关系，它既是近现代都市传播文化信息的渠道，也是重要的文学媒体。小报则是现代报刊中的特殊品种，所以，它书写都市和呈现都市的文化、文学面貌，是与众不同的。我曾长时间翻读过上海小报，有时候坐在图书馆桌边久了，历史会刺激你，叫你想到现实的一些问题。

小报折射出一个中下市民的上海

　　都市大半是移民组成的，也是水晶般的文化多面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我们可以从上往下看，像新感觉派书写的流线型饭店、商厦、舞厅、跑狗场，再到张爱玲的颓落富贵家庭的人际关系。也可以从下往上看，如上海小报。要说表现旧日上海中下市民的平常生活，哪里也不会比小报更多、更具象、更真切了。

　　衣食住行，是小报扑面而来的内容。我们看小报讨论流行服饰最起劲，不过很少谈宴会的女性晚礼服或天价首饰，反是不厌其烦述说男士应穿马褂还是西装，女装应不应该袒露等等。态度是纯市民式的，先是嘲讽、保守，甚至有《打倒西装》、《禁止烫发》这类题目出现，不久，就顺应潮流了。1934年小报《金刚钻》有篇文章说：“衣不贵精而贵清洁，不贵贵而贵与貌相宜。”这是典型的中下市民“服装观”。我看现在上海的主流市民，实行的还是这个。吃也一样，菜市场的纷扰呀，吃点心如何又好又便宜呀，什么《上海小吃摊速写》、《平民化的早点心》、《说大饼》，是小报经久的主题。住房方面，小报哪像如今报纸铺天盖地都是高尚住宅的广告，1930年《笑报》登的是《谈谈我的弄堂状况》，1932年《晶报》刊载的是《一楼一底十一家》。至于出行，小报不讨论自备轿车的牌子如何高档，满眼都是怎样坐电车，黄包车要不要取缔的问题。这就是小报的“上海叙事”，是活的都市生活史、风俗史。比较庸俗的，是“教导”你都市的衣食住行的种种“门槛”，让你精明，不吃亏（但不是坑蒙拐骗指南）；健朗的是在都市日常生活与摩登生活之间寻找平衡，让你稳重地、开放地对待现代都市全新的物质潮流。所以小报总是将“时髦”不知不觉地部分纳入“日常”。

　　中下市民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交流，便体现在都市“流言”上。王安忆在《长恨歌》开头部分解读了“流言”的寓意，张爱玲把自己唯一的散文集命名为“流言”，我想这两位作家都找到了“流言”对于都市的存在意义。流言不同于谣言，不仅包括邻里间的闲言碎语，更是市民生活的常态。住在弄堂里的芸芸众生，通过制造和传播流言来表达他们的精神期望。都市里的名人处在接受流言的交叉点上，围绕名人的是是非非演绎成都市的叙事。这种叙事与小报的休闲游戏特征和私人化、边缘化的言说方式正相吻合。小报所指称的“名人”有自己特定的内涵，无论是电影明星、艺术家、政治家、作家，还是算命先生、假道人、妓女、主仆恋爱的主角、怒杀奸夫的女“英雄”，只要能够一鸣惊人，均可进入小报的名人谱系。蒋宋联姻细节、张学良风流韵事、鲁迅葬礼、丁玲失踪、穆时英向舞女求婚等，成为小报上浓墨重彩的流言故事。流言一旦有了终结，便成为传奇。传奇沉淀为历史，历史演化为都市的寓言，反反复复。至此，由弄堂后门出发，流言变成永远说不清、道不白的历史和文学记忆。

　　为什么小报能自下而上地看待上海？其中之一，取决于小报文人的趣味、生活方式和办报动机。小报文人群体的成分较为复杂，但并非穷极无聊的乌合之众。除了少数专职小报文人外，包括谴责小说家，鸳鸯蝴蝶派和通俗海派作家，大报大刊编辑，寓居海上的洋场名士，实业家和医生等等。其中，不乏世家子弟、名人之后。比如较极端的，有做过浙江实业银行经理、大光明等三家影院董事长的胡治藩，是位商界精英，古文、英文俱佳，他就办过《司的克报》，还为小报写过小说《黄熟梅子》和《十里莺花梦》，是位名副其实的小报文人。像胡治藩这样拥有优越社会地位的小报文人当然不是多数，但至少提示我们：这样的人虽接受过新式教育，却出于个人的爱好，趣味偏于“旧报人”，把文章当作娱乐休闲和抒发胸臆的自留地，抱着“玩”的主旨来从事写作。平时生活方式喜好赋诗、填词、收藏、写小说、做票友、逛游戏场所，就可能成为小报文人。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品格是偏于大众的，而非精英型的。大众文化趋同于一般市民的审美趣味，流动于都市的中下层社会空间。因此，小报想象的上海，成了一个既符合中下市民口味，又体现小报文人理念的上海。

　　小报的读者更是与中下市民阶层联系着的。小报雅俗共赏，作者、编者中后来也有了左翼作家和海派作家。他们有意打入下层，茅盾、曹聚仁都曾客串主持过小报的副刊。穆时英、张爱玲后期都在小报上发表作品。许多精英知识分子也常读小报，就像现在的数学家可能闲暇时读读侦探，读读金庸。但小报读者的主体是中下市民，如职员、店员、工人、小贩、游民。张爱玲提到在上海读小报的人，除了她那无所事事的父亲，一是公寓里开电梯的（《公寓生活记趣》），一是“牛肉庄”里红润肥胖的伙计（《童言无忌》），他们对小报文化品格的影响是最大的。

都市文化品位在小报逐渐下移

　　小报的都市文化品格，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不仅跟小报文人群体成分的演变和趣味的变化有关，也是编者、作者长时间与读者碰撞的结果。我想以晚清小报“开花榜”的变迁历史为个案，来分析一下小报是怎样雅俗易位、斯文渐亡的。

　　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编办的《游戏报》开了中国文艺类小报的先河，而在小报上选举“花榜状元”又是《游戏报》的“创举”。当初李伯元设计此活动的目的，并不全是为了迎合市民的愿望，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还在于旧文人喜好风雅的情趣。李伯元确定的“花榜状元”的“条例”，与其他后继的小报不同，他承续了明清名士以“韵”为主的品评青楼女子的规则，不仅注重女性的容色，而且深入到情性、气质等方面。明清名士认为：青楼美人应该“有文韵，有诗意，有禅机，非独捧砚拂笺，足以助致。即一颦一笑，皆可以开畅元想。彼临去秋波那一转，正今时举业之宗门。能参透者，文无头巾气，诗无学究气，禅亦无香火气”。（见收入《香艳丛书》一集卷二的《悦容编·借资》）这里把不可言传的神韵之美，看作是女性美的极致，也是诗文的最高境界。欣赏女性美与感受文学艺术之美，是一回事，与市侩式的狎妓心理有着天壤之别。张春帆（漱六山房）曾借了小说人物总结说：

　　南亭亭长的选拔花榜状元，有了色艺，还要考证他的资格，有了资格，还要察看他的品行。直要色艺资格品行件件当行，桩桩出色，方可以把他置诸榜首，独冠群芳，所以那个时候的花榜状元，倒着着实实的有些声价。（《九尾龟》第183回）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第一次高中“花榜状元”的小林绛雪和“艺榜状元”的小林宝珠，都是色艺俱佳的名姝，非一般烟花女子可比。

　　《游戏报》的“开花榜”，不仅使当选的妓女身价十倍，报纸销量也创下了“当时上海新闻界还没有哪家报纸达到过的发行数字”。（见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可惜，赢得读者如此青睐的原因并不如首创者那么一厢情愿，偏偏是市民们对花间生活的探幽欲望在作怪。市民读者误读了编者、作者的真实意图，不仅没有收到高雅的效果，反而迅速滑向恶俗。继《游戏报》之后，《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等都紧锣密鼓举办“花榜状元”活动。民国之后，将“状元”改为“花国大总统”，1917 年新世界游戏场第一次举行花国大总统的选举。小报编者看到市民对此趋之若鹜，便乐此不疲地一次次举办。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1920年代中期，大约每年都要举行一两次。与首创者意愿不同的是，这些步《游戏报》后尘的“花选”早已变异为在利益驱动下的商业操作，堕落为小报编者的牟利手段和妓女进身的台阶。小报得到妓女的贿金后，拼命有目的地宣传。为提高销量，把选票印在报纸上，投票者必须把选票从报纸裁下，填上妓女的名字送到报馆去，到期开票，才能以得票最多者为状元或总统。谁要捧红自己喜欢的妓女，就多买报纸。于是，小报的发行量大增，不少濒临末路的小报报馆就依靠“开花榜”来挽救倒闭的命运。在后期花选活动中，小报编者和作者在介绍参选妓女的“业绩”时，虽然还打着强调色艺俱全的幌子，但色情的成分大大增加，使报纸的品位越来越低下。

　　考察“花选”活动从兴盛走向衰微的过程，可以看到小报编者、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关系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起初，首创者的主旨虽然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发生了错位，但是，歪打正着却满足了读者的心理需求。于是编者收到了意外的经济效益，在利益诱惑下，编者和作者彻底放弃了仅存一点儿的士大夫的“雅兴”，坠入世俗氛围之中。当世俗变为恶俗，势必又引起读者的厌弃。失去读者自然就失去了报纸存在的基础，最终在一片鄙夷声中落下帷幕。“花选”是一个个案，彰显了小报的美学趣味由“雅”而“俗”、由“尚情”而“趋利”的变化过程。小报在经历这个过程时，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从最初自作多情的风雅倡导者渐渐转换为世俗的认同者，从城市风习的观赏者演变为城市世俗的制造者。由小报而及其他，所有报刊的文化品格都受制于读者，反过来又影响和改变着读者的阅读兴味，然后共同营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小报文学成为市民日常的消费读物

　　现代报刊具有文学生成和传播的重要机制，小报也不例外。作品见于报端，供市民日日消费，随读随散，其中只有极少部分另行出版，绝大多数就这么遗留在已逝的报刊中了。而那些大量散佚的作品，恰好是今天我们顾及不到的大面积的通俗文学实存。比如，1940年代的市民作家王小逸共写了一百多部小报小说，有单行本的不足十本。周天籁写了大约五十多部小报小说，只有六部出过单行本。最有名的作者尚且如此，何况大量的无名作者呢？因此，要接近1940年代文学的全部真相，你就得坐到上海图书馆去翻阅那些发黄的小报。

　　文学既然是依赖报刊而生存，必然逃不脱编者、作者和读者共同建构起来的互动系统。其结果，小报文学面貌的最终形成，市民的阅读爱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追求“实录体”的效果，是小报文学的显著特色。它注重展露都市生活的广度，追求拟真化。不像精英文学那样，以揭示思想的深度和创造审美艺术形式为目的。小报铺陈多样的社会生活，如军阀横行、金融危机、抢购风潮、工人罢工等；写各种人物的生活姿态，有买办、商贾、银行家、寓公、政客、军人，也有职员、店员、学生、姨太太、舞女、娼妓、白相人、流氓等等。同时他们也表现都市广阔的人文景观，像交易所、跑马厅、游艺场、舞场、妓院、大饭店，也有工厂、作坊、街道和弄堂等等。总之，林林总总的大小社会事件和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触及到了，都被不厌其详地记录在案了。这种文学，表现斑斓的市民风情，色彩明艳，但由于线条简单，看多了自会觉得单调、粗疏。当编者了解到读者对于繁冗的叙事产生厌倦情绪的时候，就会萌生花样翻新的想法。《铁报》在1945年复刊的时候曾向王小逸提出写“别裁小说”的要求，王小逸煞有其事发明所谓“藕断丝连”小说体，隆重推出新作《观光团》。整篇小说用观光团到上海参加“庆祝收复胜利大会”这一微弱线索，将十五个短篇故事连缀起来。每个故事假托《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老残游记》、《广陵潮》、《九尾龟》、《官场现形记》、《东周列国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西厢记》、《珍珠塔》、《聊斋志异》、《子不语》、《玉梨魂》大约十五种说部的名目和人物，表现出光复后上海滩上新奇古怪的“众生相”。它很有今日“戏仿”的意味，但事实上只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等晚清“集锦式”小说的翻版。我们可看出小报作家利用传统资源翻造新颖文体的苦心，这种翻造是根据读者的需求自觉指导作者进行的。

　　另一点，流通决定了小报文学的基本面貌。连载小说是主要形式，有时小报一个版面可以容纳六七个小说连载。连载小说写一段刊一段，写到哪算哪，如果中途作家生活发生变故、兴趣转移或报纸停刊，小说也就戛然而止。小报小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半成品现象，是连载化特点造成的，责任不完全在作者。张恨水的《锦片前程》，1932年至1934年连载于《晶报》，未完就停止了。读者是改变写作路向的指挥棒，凡能引起市民兴趣的小说，编者为了经济利益就会要求作者继续写下去。《亭子间嫂嫂》在《东方日报》连载一年后，已长达五十余万字。周天籁准备杀青，可报社老板邓荫先获知消息后，“急来坦白诉陈报纸即赖该文支持。因又写三十余万字，共八十万字，要求结束。又来阻止。至一百万字时，一切不顾，将女主角‘饮恨而殁’，‘全书完’付之”。（见周天籁《逍遥逍遥集·亭子间嫂嫂》自述）

　　小报文学追逐风潮，是它的生存策略。编者要时时关注当下的文化动态，及时捕捉信息，然后策划和引导作者写出与都市息息相通的作品。比如小报与新文学文坛曾经壁垒分明，1930年代初《社会日报》主编陈灵犀看出新文学已经在读书市场扎根，便首先将其引入。不料报纸销数急剧下降，为了生存，只好再把新文学作家驱出小报。到了1940年代，小报编者意识到新文学对新市民读者的作用，萌生了用新文学来改造旧形式的意向。1946年的《铁报》上曾连载过一篇仿鲁迅《故事新编》的小说，也名为《故事新编》。全篇小说由《黑市国》、《民蛀国》和《聋哑国》三个短篇构成，每个故事虚拟一个“国家”，讲述一则寓言，隐喻一种龌龊的社会现象，讽世的意图十分明显。此《故事新编》当然不是彼《故事新编》，但作者用模仿鲁迅来赶时潮的企图显而易见。诸如此类的模仿还有1949年《辛报》上仿张爱玲《金锁记》的同名长篇奇情小说《金锁记》，仿苏青《结婚十年》的小说《恋爱十年》。这些接近于“抄袭”、“比附”的做法，曲折地表达出小报作者对新文学成果“心仪”的心理。小报也随着都市的发展在“求新”，在“进步”。

　　这些小报的历史经验，可能是可以直通今日五光十色的市民报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