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有意义的变化是文学的自觉。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另一个是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经过整个魏晋南北朝大约三百年，文学的自觉才得以实现。这样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必然有其发轫期。循着上述两个标志，我们从汉末文坛领袖蔡邕的所作所为上可以窥其肇端。蔡邕不但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投入许多精力，而且以坦荡的胸怀对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新人极力推荐。他不仅对前代文人的作品怀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对同时代具有独特性的作品予以充分肯定。他的评价往往带有一言九鼎的性质，为确立某些作品在文坛上的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从他对文学新人的举荐和对新奇之作的赞扬中，可以看出蔡邕不是一位死守传统的腐儒，而是顺应时代风气的文坛领袖，他的一系列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为魏晋风度乃至魏晋玄学的出现作了必要的前期准备。

　　在举荐文学新人方面，蔡邕的举动值得大书一笔。《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了边让的事迹，说他“少辩博，能属文”，是一位风流才子，具备多方面的才能，不但以文章著称，而且能言善辩，当时的著名人物孔融、王朗都揣着名片去拜会边让，可见其影响之大。边让的成名作是《章华赋》，蔡邕十分赏识，并向朝廷举荐边让，评价他“天授逸才，聪明贤智”，“初涉诸经，见本知义”，“心通性达，口辩辞长”(《后汉书·文苑列传》)。蔡邕评价边让的关注点在于禀赋、才气、个性，立足点是在崇尚自然天性的基础上，体现的是人向自身本性的回归，这是在为魏晋风度的形成推波助澜。在正统思想禁锢下的汉代仕途宦海，蔡邕举荐风流才子边让，确属勇气十足，开风气之先。边让的结局是因为恃才傲物，轻侮曹操而被杀，说明官场仕途并没有磨钝他的个性棱角，也说明一种新的时代风气的出现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要用人的生命换取。

　　蔡邕还有一位忘年交，就是文学成就居“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蔡邕比王粲年长四十多岁。《三国志·王粲传》称王粲:“强识博闻，多才艺，辩论应机，善属文，尤长于辞赋。”又说他天性“通侻”，《三国志·杜龚传》称王粲“性躁竞”。按照传统观念，通侻躁动是一个人的缺点，而蔡邕却把它看成是王粲的可爱之处。当王粲去拜见蔡邕时，蔡邕甚至把鞋穿倒了跑出门去迎接，并当着满堂高朋称赞王粲有“异才”，答应把自己的私家藏书赠给王粲。据《博物志》卷六记载:“蔡邕有书万卷，汉末载数车与王粲。”王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因获罪而被曹丕所杀。鉴于王粲后继无人，族兄王凯之子王叶被过继给王粲作为后嗣。蔡邕所赠图书自然归王叶所有，而王叶的儿子是魏晋著名玄学家王弼，王弼从小在藏书丰富的家庭中长大，藏书中自然有蔡邕所赠数车书，足有几千卷。蔡邕对王粲的赏识褒扬，已经开魏晋风度的先河，而他赠给王粲的私人藏书，则成为魏晋玄学家得以迅速成长的精神营养。蔡邕不但欣赏王粲的才气，并且尊重其个性，和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表现出疏离的倾向，说明蔡邕不是守旧的老夫子，而是具有变革意识的文坛元老。

　　蔡邕不但对于具有个性奇才的年轻文人大力推荐奖掖，而且对于东汉时期的奇文异书怀着极大的兴趣进行阅读鉴赏，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他求新图变的文学观念。王延寿是东汉著名楚辞学者王逸之子，是文坛的一位怪才。他的代表作《鲁灵光殿赋》，是以鲁恭王刘余的宫殿为表现对象，写得奇诡怪异，展示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是汉代赋类作品的一篇奇文。蔡邕原想同题作赋，看了王延寿的作品后，甚为欣赏和佩服，感到自己无法超越对方，辍笔不作。蔡邕是怀着尚奇的心理欣赏它、推崇它的，说明两个人的审美观有相通之处，都疏离传统儒家的审美倾向。高彪是蔡邕同时代一位个性极强的文人，当时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马融，向他求教的人难得见其面，高彪却未经人介绍直接前去拜访，马融托病不见，高彪就公开批评他的傲慢无理，并且在对方悔过之后仍然不肯宽容他，足见高彪的个性是普通士人无法相比的。在为京兆第五永这位督军饯行时，蔡邕等人均为其赋诗，唯独高彪作箴。箴体作品的主要功能是讽谏，在这种场合显然不合时宜。这篇作品的后半部分几乎全是讽谏之词，直言不讳地告诫对方应该注意的事项，提醒他不要自作聪明，疏忽大意，要舍己忘身，坚守正道。蔡邕对这篇作品大加赞赏，“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表现出审美鉴赏的尚奇心理。

　　王充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作，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当时士人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蔡邕对这部奇书情有独钟，在吴地得到它如获至宝，珍藏帐中，秘不示人。《论衡》是针对俗儒的迂腐之论而作，蔡邕对它如此珍视，说明他和王充一样，看不起那些死守章句的俗儒。从王充到蔡邕，是对传统儒学逐步疏远的过程，他们都代表了文学上出现的新思潮、新风尚。

　　蔡邕既荐举提携文坛奇人，又欣赏推崇文坛的奇文异作，这对于汉末一代文宗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正是蔡邕一班汉末奇人俊才，为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铺垫了一块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