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明清小说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小说的繁荣、发展和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之间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

　　运河沿岸城市和市镇中商业的繁荣与文人对这种生活的关注促成了明清小说题材的拓展。明清小说的全面繁荣，不仅表现在作品数量多和创作技巧成熟，更表现在作品创作题材的开拓。明清小说在继承宋元话本传统的基础上，拓展了商人题材。之所以如此，从创作者的角度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商业社会，商人生活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二是作者能够或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这种生活。就地域而言，在当时的中国，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非运河沿岸城镇莫属。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交通繁荣带来沿途商业的繁荣，在运河沿岸形成了杭州、苏州、扬州、镇江、淮安、济宁、临清、天津、北京等重要的商业城市，同时还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商业市镇。这些商业城市和市镇是当时中国最为繁华的地方，不仅聚集了以商人为主体的大批城市市民，也涌进了不少留恋繁华城市，习惯于出入市井的文人。他们开始关注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与私生活，并逐渐改变了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人创作或改编的小说中，商人生活的题材出现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与“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而他们的编撰者冯梦龙与凌濛初都是长期生活在运河沿岸城市并熟悉商人生活的文人。

　　冯梦龙的籍贯在长洲，明代隶属苏州府，紧靠京杭大运河，是一个“舟楫益集”的工商业极为发达的地方。作为一个科场屡屡失利，长期生活在下层（主要是市民中）的文人，他充分接触并且熟悉当时的商人生活。因此，他的“三言”虽主要是对一些宋元话本的再加工，但已非简单改编，而是融合了时代文化、经济、政治以及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再创造。“三言”120篇小说中，写到商人生活和以商人为主人公的有50多篇。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中后期城市商业的繁荣，以及城市市民阶层的意识和价值取向，有些甚至具体写到一个商人的发家史和经营的全过程。凌濛初籍贯乌程（今浙江湖州），亦属于运河流域苏杭经济圈范围之内。他本人还有长期在苏州与南京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从其父亲起，凌濛初家就经营出版业，是一个亦商亦宦的家庭。因此，商人题材在其作品“二拍”中占的比重超过了“三言”。凌濛初对当时社会的观察是“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见《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这一评价，较之冯梦龙的“一品官，二品客”，无疑又将商人的地位提高了一个档次。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陆人龙（今杭州人）的《型世言》、金木散人（今苏州人）的《鼓掌绝尘》、周楫（今苏州人）的《西湖二集》、西湖渔隐主人（今杭州人）的《欢喜冤家》等，这些小说中都有不少反映商人生活的故事，而他们的作者也大都是生活在运河沿岸城市并熟悉商人生活的文人。

　　运河是一个南北交通大动脉，从北方南下或到苏浙，或转道福建、广东，或西去四川等地都需要借助这条黄金水道。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其故事的展开需要有一个广阔的背景，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地展开情节，反映丰富的社会内容。运河沿岸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生活最丰富的地方，也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这样的地方给小说家叙写故事提供了极其广阔的人文背景。因此，许多明清小说，其故事发生与延展的地方也往往被放在了运河沿岸。如“二拍”写了80个故事，其中40多个故事的发生地是运河沿岸城市（主要是杭州、苏州、常州、镇江，以及南京、松江府等地）。《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全过程，既有当时繁荣的商业现象，又有西门庆的商业发达史以及具体的商业经营信息。该书作者也是把故事放在了以临清为主的运河岸边的城市中展开的。临清位于山东西北部，居会通河与卫河交界处，交通极为便利，是当时南北水路上的一大重镇，时称“临清码头甲天下”。作于清初顺治年间，与《金瓶梅》同属世情小说的《醒世姻缘传》，全书共100回，说的是两世姻缘。在小说中，作者把前世姻缘放在了武城县。武城县是运河边上的一个县城，清代属于临清州，北上南下，交通方便，能比较充分地展开故事情节。第22回后写到后世狄家时，也没有离开运河，如狄希陈到北京做监生，需要走运河，到成都做官，需要走运河，而薛素姐追赶狄希陈，也是从济宁走的运河。再如《梼杌闲评》是明末一部揭露宦官魏忠贤的小说，属于时事小说范畴。据历史记载，魏忠贤本是明代肃宁（在今河北省境内）人。但为了能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展开故事、刻画人物，这部小说却把魏忠贤的出生地放在了临清，他进北京做太监之前的活动也主要是在扬州、淮安、徐州、东平等运河沿岸城市。

　　运河沿岸城市印刷业的发达和民间书坊的遍布对明清小说的繁荣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民间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通俗作品的刊版印行，有赖于民间书坊。明清两代，民间书坊主要集中在运河流域，运河的起点杭州与终点北京始终是民间书坊的集中地，沿岸的苏州、扬州以及离运河不远的南京也是民间书坊聚集的地方。明代嘉靖、万历两朝，南京成为大量刊行小说、戏曲和彩色套印的中心，一些著名的书坊，如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世德堂、继志斋、万卷楼、长春堂、汇锦堂等，都以刻印杂剧、传奇、小说相标榜。清代道光年间以后，北京著名的书坊，如老二酉堂、聚珍堂、文宝堂、泰山堂、文锦斋也都刻印了大量精美的明清小说。清后期东昌府最大的书坊书业德，被称为“闲书”的小说类是其刻印图书的一大门类，并专门设有“小说版库”。在其1000多种书版中，光是小说类书版就有200余种，占其所拥有书版的五分之一。一些著名明清小说的出版，也和书坊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三言”一经出版，苏州、南京地区的书商就竞相传刻，广泛印行，因此导致“三言”在当时就有多种版本。而从凌濛初为《拍案惊奇》所写的序中可以看出，“二拍”更是直接应书商的邀请而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