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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并出版《国学研究》。2000年武汉大学专设国学班，希望冀此培养新一代国学大师。北京“安定门国学馆”开馆两年半来深受民众欢迎。中国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进展相当顺利。类文言文高考作文《赤兔之死》博得喝彩阵阵。 每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其实都蕴藏着一种文化心理。此种种文化复古现象预示：在现代化程度日渐提高的今天，传统文化显示出了越来越强大的亲和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学热，并非简单“复古读经”，它有着对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以及美学、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诉求。 国学，从广义上看，应该是指中国每一时代文化的主要潮流。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在其《国学概论》里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他认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所述国学的含义，认为国学包括每一代学术思想的主要潮流。（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推而广之，从文化的角度看，那么，应该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的主要潮流，如汉之经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诸如此类。 从文化知识发展的角度看来，任何知识都有一个草创——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有人曾提出知识增长是一种“蚕—茧”模式。所谓“蚕—茧”模式，大意是说一种理论随着其发展成熟，它会像蚕吐丝作茧一样慢慢地把自己封闭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又会重复前一个过程，再产籽吐丝又形成一个一个新的茧（理论），以次类推，人类的知识就这样丰富起来。（金吾伦主编：《跨学科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反推过来，也就是说，不管蚕茧（理论）如何大，如何完备，如何丰富，如果蚕（理论）不能破茧而出，那么，这种理论实际上也就还停留在原来的阶段。这种理论其实包含着三个主要观点。第一，知识具有自足性。第二，知识之间具有延传性。其三，新知识的产生源自对旧知识体系的突破。这里，用“国学”二字来替换，同样成立。 正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闻一多所言：夫文学诚当因时代以变体；且处此二十世纪，文学尤当含有世界底气味；故进之参借西法以变革诗体者，吾不得不许为卓见。但改来改去，你总是改革，不是摒弃中诗而代以西诗。所以当改者则改之，其当存之中国艺术之特质则不可没。〔《闻一多全集》（10），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66页〕无源之水不能长流，无本之木不能长青。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层：器物层、制度层和精神层。通常，文化的异变从三者依次渐进。如果将当前的国学热放到这种语境中来看，它其实也是转型时期文化转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转型时期必然孕育出转型时期的文化，也即要产生新时代的国学。从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开始步入文化转型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西学东渐浪潮。一次在“五四”时期，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由此，在中国学界出现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方法和理论热。但这两次热潮的实绩，可以看到，并不如热情的倡导者所期料那样。还可以看到，清代的朴学精神在当代益发被彰显起来。此种种历史经历暗示，在中国产生新国学的过程中，西方文化的援助力量有限。孕育中国本土新文化离不开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国学，是重要的资源。 如何才能利用传统国学资源？这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中国文化史上不乏经验教训。不妨举一西一中两个例子：其一是基督教入华。早在三国时代（有确凿证据的是在唐代），基督教就开始传入中国，但数百年来，一直香火寂寥。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它才开始在神州大地兴盛起来。其二是白话文运动。早在晚清，中国的文化人就开始为“我手写我口”而努力，但进展相当缓慢，迟至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文言文还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直到1920年以后，文言文才真正无可奈何花落去。扭转局面的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关键点，二者具有一致性，即官方制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如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都明文规定：西传教士在中国有传教的自由。中国方面有保护教堂的义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胡适、陈独秀们与林纾、章士钊们争执得未分胜负。1920年春教育部一声令下，从这一年的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科书均改用白话，反方自动偃旗息鼓。 因此，可以预料的是，只要给一个官方命令，说从某年某月起，四书五经必须进中小学教科书，义务教育就必须开设经学史课程，那么，国学热就不只是热，而且很快就会开花结果。但话又说回来，国学热的热度是一回事，新的国学范式的建立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划等号。 当前还有一种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出现，即私塾悄然兴起。如果说北京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武汉大学专设国学班还只是体制内的复兴国学的行为，那么“私塾”的举措则近乎要冲破体制了。据《东方早报》报道，已悄然在上海开办近一年的“孟母堂”以私塾教育彻底替代小学教育的实验性教学方式引发了社会各方强烈争论。一方面，不少家长主动询问如何报名；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对“孟母堂”亮出红灯。有关部门表示：“如果查实是违规办学将按规定处理。”“孟母堂”的教学内容大致如下：中文科教习《易经》、《弟子规》、《论语》等古代传统经典；英文科教习《仲夏夜之梦》、《十四行诗》等文学经典；而数学科则是由外聘老师进行数理读经教育，内容甚至涉及微积分等高等数学内容。此外，“孟母堂”还外聘教练教习瑜珈和游泳来代替一般小学的体育课。与“孟母堂”相类似，苏州一家私塾开设了“淑女学堂”。该学堂主要教授弹琴、吟诗、作画、茶道等。旨在弘扬国学，培养具有独特文化气质和典雅行为风范的淑女。武汉开设了首家童学馆，馆内的小朋友头戴冠帽、身穿汉服，拜孔子，诵国韵，练“五禽戏”。诸如此类，例子还有很多。 复古的潮流背后，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特色的文化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有意思的是，对国学的兴趣，民间的呼声似乎比官方的呼声更为强烈。诚然，传统经典文化的大范围推广，离不开官方的政策，但良好的群众基础无疑为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许多便利。 仓廪实知礼节，这句话很精辟地指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也正如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所指出那样，人的需要主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要形成了一个从低级需要向高级需要发展的阶梯。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要自然凸现出来。可以看到，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人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要高，文化机构和文化人相对要多，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相对丰富；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精神生活相对贫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相对较多、较迫切。虽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具有不平衡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发达的物质生产可以给艺术生产提供更多的便利，尤其是对器物层文化的发展。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的发展总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文化也体现出较强的地域色彩。 在倡导现代国学时，地域文化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如湖湘文化一脉，颇具特色。从屈原到王夫子，再到曾国藩、毛泽东，它以其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折服世人，并以此成为世人关注和学习的典型。岳麓书院的香火千年绵延，聚集和吸引着文化精英的到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岳麓山钟灵毓秀，湘江水蕴珠含慧。人类不断地创造文明，发展文明，所以人类的文化才越来越丰富。人类文化是世界各个人种、各个民族文化的集合，也是各个区域文化的集合。各区域有各区域的文化的特色，由此造成了文化的多元性。中国文化也非凭空而来，而是以各区域文化作为基础集成各区域文化而成。因此，在讨论现代中国的国学时，不能忽视中国各个地区的文化，特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域文化。 对于创造新文化，学衡派有一个不错的口号，即“倡明国粹，融化新知”。平心而论，这应该是一个较好的途径。新时代国学的催生，或者说有着时代特色的中国国学的催生，当中包含着“自发”与“自觉”两种运动。其“自发”运动，如民间兴起的“国学热”。其“自觉”运动如政府号令教科书中增加传统典籍的比重，通过基金、课题的形式召集相关专家和学者进行专题研究等。 新时代国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其范式未出现之前，我们的确很难给其描绘出一个清晰的样子。可以肯定的是，它与传统国学有着源流关系，但它不是传统国学的复制和翻版，它有着创新之处，有着新时代的印痕，也就是说复兴国学并非单纯的复古，其中应该有发现、有发掘和创造。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其变革有渐进程序也有难易之分。通常，器物层比较容易发生变革，也容易体现和发觉；精神层最为稳固，层次也最深。由此，有识之士、相关机构在倡导当代国学时，不妨依此理顺思路，确定步骤。 此外，以传统国学为资源，创造出新国学，不仅仅指以儒家经典为资源，应该还包含更多的内容。在向国学汲取养料，向传统文化汲取养料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电脑、网络、多媒体等诸多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这样既可提高学习效率，又可赋予传统文化新的质素。新时代的国学在传统国学养料的滋润下，也必将具有越来越丰满的形象。 文化领域的变革，并不如人类社会的变革，没有刀光剑影，也看不见硝烟弥漫，或许就在人们未觉之时，就已悄然有了新的内容。时代在不断地进步，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在不断地更新，与此相应文化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更新。在此过程中，各文化机构、众文化精英应该有所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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