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中华帝国体制的延续性，古代中国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总体演变趋势毫无疑问是交流与融合，但这种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并非单纯的田园牧歌，有时也激化到生死相搏的程度。山西省博物馆的一个展室以“民族熔炉”为题，集中展示了古代太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壮丽画卷。每当天下分裂、特别是北部中国民族矛盾激化时期，太原就是不同民族文化互相冲撞、继而趋向融合的历史舞台。

　　2000年出土于太原迎泽区王家峰村的狄湛墓志，很值得玩味。墓志标明墓主狄湛是冯翊郡高陆县人，在追述墓主先祖身世时，称“其先汉丞相狄方进之后”，显然是攀附西汉名相翟方进。正如罗新先生断言，“其实狄湛一族本是冯翊羌人”，攀附华夏名人为祖先，是胡族人物“汉化”过程中常用的一种手段。而这位墓主狄湛是唐代名相狄仁杰的四世祖。不过，此时他只是一位赳赳武夫，墓志中称他“轻文好武……麾戈骑射之技，举世无俦”，赞词中还有“情钦剑侠，意忽儒生”之说。就是如此剽悍的人物，给他撰写墓志的文化人，也还要用汉魏典籍，来赞颂他的仕宦经历。原来在北魏孝武帝逃奔关中之时，狄湛曾经跟随在侧，后来又逃回关中，从而得到了高欢的信任。这段去而复归的经历，在墓志中使用了很适宜的典故：“昔窦融归款，名载于汉图，黄权送诚，誉传于魏史。方今况古，异轸同荣，比较而论，绰有余裕。”（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2—174页）东汉初年割据河西的窦融归附光武帝，三国分争时的黄权在刘备夷陵惨败之后归降曹魏，都得到了新君的尊重，以此比拟狄湛复归之举，实在是天衣无缝。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在号称“胡化”的北齐统治之下，汉文化的影响依然是潜移默化地存在着。

　　库狄业墓志，1984年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南坪头村。墓志称库狄业为阴山人，“世居莫北，家传酋长之官”。罗新先生依据《魏书》的记载推断：“可见库狄部是高车人，其部落首领以库狄为姓。北魏中前期，高车族主要分布于阴山中西部，保留部落组织。孝文迁洛之后，高车人也未南迁，而是留在北边诸镇。”（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187—188页）作为高车人一部的库狄部落,也离开了世代居住的阴山故地，活动于中原腹地，成为北齐政权的基础力量之一，并且选择太原为自己的归葬之地，可以说明，在北齐统治之下，民族融合的范围还在扩大之中。

　　北朝的民族融合，不仅有“胡族汉化”、“汉族胡化”的一面，更有北齐政权“西胡化”的一面。对此，陈寅恪先生早有论断：“在北齐，西胡化的风气也很盛。所谓‘西胡化’，是指那些鲜卑或鲜卑化贵族，沉溺于西域的歌舞、游戏与玩物中……按照‘化’的原则，如果那些鲜卑贵族继续沉溺下去，将会为西胡所同化，变成西胡人或西胡化人。”（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252 页）

　　如果说史书上关于西胡人的记载限于“平面”的描述，而难免印象泛泛，那么山西省博物馆陈列的虞弘石椁中充满异域色彩的雕绘，则很能让人产生一种新鲜与震撼之感。虞弘墓1999年出土于太原市晋源区。根据墓志的记载，墓主虞弘是鱼国人，是北魏领民酋长之孙，曾经岀使波斯、吐谷浑等国，又在北齐、北周、隋三个朝代担任重要官职。鱼国的地理位置应该在中亚。虞弘石椁雕绘中出现的人物，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均为西域人种。在此，摘引考古报告对其中一幅雕绘图案的描述：“舞蹈者为一中年男性，身材魁梧健壮，头后有绿色光轮，黑色短发，深目高鼻，胡须浓密散乱……肩披一红绿二色的曳地长帔，长帔绕着赤膊随着身体旋转而上下飞卷，帔端为尖头形状……赤着小腿，腿部弯曲，右足踏地，左足抬起，两手右上左下，左手似执一物，正在一块黄色小圆地毯上忘情地跳着‘胡腾舞’。”（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见霍润德主编《太原考古》，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256页）后来又有研究者指出：“虞弘墓图像中波斯文化因素很多……还有多种国家或民族的因素”，它“有助于考察北朝隋唐流行于中国的外来文化的源流和演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版，第149、161页）。虞弘墓所出的材料,对于我们认识内涵深远的“北齐政权的西胡化”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课题，有着重大意义。

　　由此可见，北朝时期的太原，确实无愧于“民族熔炉”的定评。在战争频繁的历史时期，甚至于出现民族仇杀的血腥场面，但在这错综复杂、曲折往复的历史长河之中，不同民族的交流与交融，仍然是历史的主旋律。在讨论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时，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其一，北魏分裂之后，“胡化”（或称之为“反汉化”）政策的全面评价问题。特别是，在以“胡化”著称的北齐时期，一方面是鲜卑人和鲜卑化的汉人，公开辱骂汉人为“汉狗”，另一方面汉文化仍旧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统治核心地域的高层人物。我们从北齐时期的墓志中感受到的依然是胡族人物对汉文化的仰慕之情；其二，北齐时期的“西胡化”问题，实在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篇章，而以平实的心态给予客观的历史分析与评价，依然有大量工作可做；其三，北朝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的历程，对后世的民族观念、民族政策的影响之深远，应该继续给予总结和阐述。春秋时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排斥观念，汉代《盐铁论》、西晋《徙戎论》所表现的民族隔离思想，与唐太宗充满了包容、开放精神的“华夷一家”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果仅仅从唐太宗个人的“天纵英明”来理解，未免失之于浮浅，横亘于其间的北朝民族关系及其观念的演变历程，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