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诗人陶渊明与墨家扯在一起，人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谓予不信”。这当然有道理，首先，古人关于陶的思想源流，主要有沈德潜的“圣门弟子”说，朱熹的“庄、老”说，以及葛立方的“第一达摩”说，儒、道、释兼备，惟独没有墨。其次，陶渊明是“诗意隐居”的开山祖师，他在南山之下饮酒、赏花、做诗，日子过得悠哉而舒贴，这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的墨家做派亦很大不同。但是，由于都与儒家有矛盾，在墨自不待言，在陶也是从儒家樊篱中脱离出来才获得解脱；而最重要的还在于，诗人并没有由此逃向道家的“自然”，而是选择了做一个墨家所激赏的自食其力的农民，因而说他们相关，大约也可免于“郢书燕说”之讥了。

　　具体说来，陶与墨的关系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前者可见出大诗人的思想根基，而后者显示的则是大诗人的过人之处。

　　关于前一方面，可以从陶的家学传承略谈一二。首先，对陶渊明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的曾祖陶侃。陶侃出身孤贫，在戎马倥偬中以军功受爵，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在陶氏家族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成为晚辈模仿、学习的对象自在情理之中，甚至淡泊名利的陶渊明也经常引以为荣。而陶侃的主导思想就充满着浓郁的墨家色彩。据《晋书·陶侃传》的记载，陶侃经常挂在嘴边的圣人，不是儒家的三皇五帝，而是墨家顶礼膜拜的大禹。他为人质朴，常以严厉手段制裁官兵的陋习，“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还有一个细节是，一次出游见人玩弄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陶侃于是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接下来便是“执而鞭之”。据《世说新语·政事》记载，陶侃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他在做荆州刺史时，曾下令造船官员把锯末儿收集起来，最初大家都不明白他的用意，直到冬天来临，才知道陶侃要用它们垫路防滑。大约是因为当时的金属比较昂贵，所以他的另一个勤俭秘方是用竹根替代造船用的钉子。有一回砍伐竹子制作竹篙时，一名官员连竹根一起挖出，目的是用锋利的根部替代竹篙的铁脚。陶侃知道后很兴奋，一下子把他连升两级。而这样一种早期经验与家庭氛围，不仅使陶渊明与一般只知道“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魏晋名士差别很大，同时也是他后来可以回归田园、“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的心理基础。

　　关于后一方面，可从一个有趣的争论看。这个争论就是“陶渊明是真正的农民吗？”按照他们的推敲，一个农民怎么可能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等不算雄厚但也殷实的经济基础？他们还从一些诗句中推论出，陶渊明并非不想做官，只是嫌官职太小而已。这些虽只堪一笑，但它的确揭示出这个“归田园者”与一般“老农”的不同。不同之处我想主要有二：一是陶属于郑板桥说的那种“作为天地第一等人”的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即这个“农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生活上可以自理。二是这个“农民”还要有足够高的精神境界与审美情怀，在这一点上他与一般只知道“从土里刨食”的农夫判然有别。或者说，他从事农事劳动的主要目的不是养生糊口，而是一种逃避政治是非、帮助个体断绝尘俗之念的修炼。正如陶诗中所写：“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芟拢，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也就是说，田家不是不苦，劳动也不是不疲惫，但与更加残酷的“晨耀其华，夕已丧之”的政治斗争相比，农业劳动带来的痛苦则属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由于有这个前提，“锄禾日当午”的农业劳动，就不再是完全不可忍受的了。这也正是陶渊明与墨家对农业劳动的不同看法所在。在墨家，劳动是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选择，一个男人不种地，就会有人饿死，一个女人不纺织，就会有人冻死，即一种没有任何愉快与美感可言的异化劳动。而在陶则不同，他把农民的生活看做是最符合自然规律的，因而劳动本身也就成为一种出于他的自由意志的自由生命活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讲，陶渊明是把庄子对大自然的审美情怀，移赠给在庄子看来属于“劳形”“伤性”的体力劳动。由此可知，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是结合了墨家的劳动与道家审美之后的产物。

　　在中国农业文明背景下，这似乎是惟一的自由之路。这是因为，如果听从儒家教诲，为稻粱谋而出仕，那本身就将生命自由交付了出去；如果像庄子那样既不想“残性”又不想“劳形”，则可能连生命的基本存在都无法保障；如果墨家那样仅仅强调“埋头苦干”，那么即使可以生存下去，也是意趣全无的。这也正是“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陶渊明，最终选择“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绚纬萧，以充粮粒之费”以终老的根源。另一方面，由于本来质朴无文的农业劳动从陶渊明这里获得了一种诗意，艰辛的农业劳动就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同时劳动者也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工具了。这就是陶渊明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