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嵇文甫(1895-1963)一生研究过许多历史人物，其中明代嘉、隆、万时期的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就是他发现的历史人物并作了开创性研究。他是研究高拱学术的第一人。

　　其一，高拱学术，“尚通”、“尚实”。嵇先生通过对高拱的理气之辨、心性之辨、经权之

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义力之辨、时势之辨的论述，认为“高拱是满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是一位不下于王廷相而更超过黄绾的思想家”(见《嵇文甫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下册，第461、691页。下引只注册数及页码)。不仅如此，嵇先生还把高拱学术的特质概括为“通”和“实”，说“新郑学术，尚通、尚实，有许多地方开清儒之先”;“他的学术，大概可用‘通’和‘实’两个字来概括，平正通达，有实用而近人情”(中册，第434、420页)。嵇先生所说的“通”，即是通达、通透，不滞碍、不偏执，用现代哲学语言说，就是辩证思维或辩证方法。嵇先生所说的“实”，即是高拱在学术上“与诸贤共倡务实之风”，在政治上“修举务实之政”。嵇先生认为高拱学术“通达世变而切合实用”，“带有事功派和实用派的色彩”(中册，第430页)，“具见他反对虚说，实事求是的学风”(下册，第689页)。嵇先生的论断不仅符合实际，而且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高拱实学思想的滥觞。

　　其二，高拱改革开张居正之先，成效卓然。以往有些学者囿于历史偏见或狭隘地域观念，把高、张对立起来，认为张是改革家，而高则是“奸相”、“佞臣”。这种“褒张贬高”的倾向即使在现在还有一定影响。嵇先生则认为高、张“以学问相切磋，以事功相期许，左提右携，若一体而不可分”(中册，第420页)，“在他们成为政敌以前，他们原是多年志同道合的好友，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他们都有密切的联系”(下册，第680页)。并提出“拱是练达吏事的，当他在礼部时，已能厘革宿弊，使奸吏为之股栗”;“拱有干济才，勇于任事。既为首辅，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筹边、课吏、用人、行政，不数年间，成效卓然”(下册，第681、450页)。事实确实如此。高拱在隆庆后期职掌吏部继又提任首辅后，针对嘉靖中期以后的诸多弊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显著效果。据此，嵇先生提出“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下册，第451页)。然而，“江陵成为中国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中册，第420页)。在这里，嵇先生不仅肯定了高拱的改革功绩，而且也阐明了高、张在学术和事功上的传承关系。现今史学界提出高拱主持的隆庆改革是创始期，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改革只是隆庆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合称为“隆万大改革”的论断，就是对嵇先生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其三，高拱是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嵇先生说:“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特别表现的人物，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中册，第434页)。这是对高拱历史地位的判定。在政治上，高拱开创了明中后期“隆万大改革”的先河，即首先奠定了隆万大改革的理论基础——“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变法思想，首先提出了隆万大改革的政治纲领——《挽颓习以崇圣治疏》(高疏于嘉靖四十五年提出，张居正《陈六事疏》于隆庆二年呈上)，首先把改革思想和纲领付诸实践，他的改革还为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人事、政策基础。在学术上，高拱是明代实学思潮的先驱者。嘉隆万三朝是阳明心学和经世实学的勃兴时期。他通过批判心学空虚寡实之弊，全面阐发了其实学思想，即“天地之间惟一气”的元气实体论，“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实理实事论，“事必求其实”，“虚心以求其是”的求实求是论，“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实政实惠论。他的实学思想对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鼎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之，在高拱学术研究方面，嵇先生不仅开了先河，而且他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具价值的。如今学术界将高拱定性为政治家、改革家和思想家，从某种意义说就是对嵇先生观点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