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这些日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一样，整个心都扑在“震灾”上了，而且，正是震灾使我们对什么是“当今之中国”，什么是“当今之中国青年”，什么是当今的“时代精神”以及“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承担什么责任，都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我们对世界、中国、中国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自己，都有过许多悲观的，甚至绝望的看法；现在，因为灾难，我们原来看不到的、忽略了的世界、中国以及我们自己，人性中最美好的方面，突然呈现出来，我们开始目瞪口呆，继而被深深地感动了。

　　我在整个抗震过程中一直处于焦虑不安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力，甚至因此有愧疚之感。在许许多多的人都投入救灾行动中时，我特别感到了思想的无力；但我又不能放弃思想，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做的，而且是应该做的。我在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北京志愿者说》，说他“好害怕一件事情发生”：当“灾难过去”，“大家都回复正常作息”，会不会就忘记了这些受难的孩子呢？“他们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我害怕他们不能承受再被抛弃一次的二度伤害！”我也有这样的恐惧，即灾难过去“以后”的恐惧。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固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国民性的问题。这一次抗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极其可贵的一面。这个民族有着一种难得的生命的坚韧力量。平时，看起来惰性很强，但凡有一条退路，就宁愿妥协、迁就、得过且过；一旦到了危难时刻，就能突然爆发出一种自救的力量，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或者叫“绝处逢生”。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危亡，而又始终不亡不倒、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次抗灾就是这样的民族精神的大爆发，是一次民族自救。但这一次抗灾，并不能自然地将我们的民族惰性消除，而这样的惰性发作起来，又会将我们国家以及我们自己置于一个不死不活的状态。我常说，中国人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富贵；别看现在全民同心同德，日子太平了，又会窝里斗。然后再等待下一次危难中的爆发，再来团结自救。正是这样的循环，使我们这个民族，既不会垮，总在前进，但又极其缓慢，令人心焦，我们也就永远在“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之中煎熬。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我以为，这就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灾中从人的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行反思。但仅有理念不行，还必须要有制度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将抗灾中所展现的政府和人民的新关系，提升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同时也必须正视这次救灾所暴露的制度缺陷，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动力。这就是这十多天来，我一直在紧张地思考，并且想在今天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讨论的问题——“如何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敬畏生命，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

　　这次抗灾，最为响亮、最激动人心、也最具有凝聚力的口号，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于一切”。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生命至上”的理念，强调的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性与普世性。

　　所谓“至高性”，就是认定人的生命的价值具有绝对性，它高于一切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与之相违背的价值，都应该受到质疑。而我们这里，长期以来，奉行着“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人的生命”的理念，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当然，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次抗灾中就有这样的牺牲，献身者应该为我们所崇敬。但是，这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自主选择，其内在动因正是自我精神发展和完善的需要。这和外力的强制侵害与剥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且即使是这样，也是应该尽量地减少，不能轻言，更不能鼓励牺牲。

　　人的生命至上，同时是一个“普世性”的观念。我们知道，人是分为群体的，不同地位、出身、经历，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利益的人的群体，共在同一块土地，同一个地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而要真正和谐相处，就必须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取得公认共通的价值。这次震灾中的全国、全世界的同一条心，启示我们，这样的普世价值，就是人的生命至上性。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体会和体验。救助每一个遇难者的生命，在这一目标面前，原来存在的所有的分歧、论争、利害冲突，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通过这次救灾，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将“敬畏和尊重生命”（也包括大自然的生命）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普世性的价值确立下来，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命是美丽的，活着真好”，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基本的、稳定的、不可怀疑、不能动摇的信念。

　　“生命至上”，这是一个总概念。它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我觉得它至少有八个层面的意思。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救灾现场，很多青年志愿者都冲在了救灾第一线。

　　其一，我们讲的“生命”，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在救灾中好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却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很少强调“个体的人”的，我们更重视的是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这当然自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它也容易造成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权利的忽视和压抑。比如，“为人民服务”，至今也是我们的基本治国理念，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对它的理解，在一些人那里，“人民”成了一个抽象的群体概念，就出现了“我是为人民服务，又不是为你服务”这样的误解，这就很可能变成为自称“人民代表、公仆”的官员服务，那就变质了。而这一次，在救灾中，“为人民服务”，成了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为他们的生存、温饱、发展负责，这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治国理念的正本清源。所谓“敬畏生命，关爱和尊重生命”，就是“敬畏个体生命”，它是必须落实为对每一个个体生命，每一个公民的尊重、关爱、具体服务。

　　其二，关爱每一个生命，同时就意味着承认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这一次救灾完全打破了原来的等级观念，即所谓“在灾难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贵贱、贫富，不分职务高低，不分官员平民，我们一起受难，互助互救，共度艰难，共同承担生命的艰险，也共享生命的意义和欢乐。这样的“生命平等”的意识也应该成为一个基本价值理念，并成为我们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基本依据。

　　其三，给最危急、最困难的，也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人以最及时的救助，这是这次救灾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它其实也是有着普遍意义的，就是我们关爱生命，首先是关爱弱者的生命。有朋友提出“生命至上的理念首先要充分体现在孩子身上”，这大概已经成为经历救灾以后的中国人的一个共识。因为孩子们在救灾中的表现，深深感动了每一个成年人。更因为这次灾难以血的事实昭示我们：社会体制的每一个弊端，我们成年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以孩子的生命为代价。这是这次灾难给我们带来的“永远的痛”：震灾中，中、小学校舍房屋倒塌最多，孩子的牺牲最为惨重。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这些成年人，应该为此感到难堪和羞愧。

　　其四，在救灾中人们关心和考虑的，不仅是孩子现实的生命存亡和温饱问题，还有他们今后一生的长远发展。这也有普遍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命”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生命，更是一种精神生命。这次救灾，不仅医治伤病，也注重心理的治疗，就表现了这样的对人的生命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关怀。即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所说的人权——生存权、温饱权和发展权，是缺一不可的。这次震灾所突现的，就是这三大人权。

　　作为人的精神发展的需要，还有公民民主权利的保障问题。这次救灾至少就涉及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这次抗灾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知情权的扩大，透明度的增强，尽管在这方面，人们还是可以提出许多批评，但无论如何毕竟前进了一步，人们自然也就期待将非常态的知情权扩大为常态时期的知情权的充分保障。随着民间捐款的日益增多，捐款人如何监督捐款的使用的问题也提了出来。有关部门很快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都可以视为一个历史的进步。

　　曾经有过一个说法，每个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管好自己的事，而把公共事物的管理放心地交给“公仆”去做。这实际上是把公民置于公共领域之外，这是变相地对公民参与权的剥夺，同时造成了对人的生命发展空间的挤压。这些年许多人，也包括年轻人，变得越来越物质化与个人化，是和这样的公共空间，政治、精神空间的相对狭窄，只能局限于个人、物质空间的发展的状况是直接相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年不断成长的民间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正是对年轻一代生命发展空间的一个扩展。在这次救灾中，很多志愿者也感到救灾是最好的公民教育的课堂。而这一次救灾，民间组织所显示的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每一个公民都有充分的自由和有效的途径，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

　　其五，《北京青年报》有一篇文章：《灾难告诉我们，人与人是这样相互依存的》。在这次救灾中，许多受难者都谈到，是“一定会有人来救我”的信念支撑自己战胜了死亡。文章的作者就有了这样的分析：理由就在相信“你的生命与别人是有关的”，“灾难是平等的，不到它发生的那一刻，谁都不清楚谁是拯救者，谁是被拯救者。所以我们必须彼此守望、互为依存，这是个约定。你必须信守约定，以良知发誓让每一个遇难者得到救助，然后，当你某天遇到艰险时，才有理由在黑暗与恐惧中坚信别人一定会来救你”。作者说，“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相互依存的。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都是以这种默认的契约依存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群体之中，同一片天空之下，任何一条生命的逝去，都会让所有活着的人悲痛，感到生命的减损”。——这大概是所有的人在这次救灾中的共同感受，由此形成了“生命共同体”的概念。鲁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说，一个真正的诗人是能够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因此，鲁迅的生命有一个大境界，包含一种博爱精神。

　　前不久，我和清华大学的同学有一次对话。大家都觉得，这些天，自己的精神境界仿佛经历了一次蜕变。在此之前，眼睛里只有周围的那个小世界，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发展、前途，所感觉的范围非常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语）。就像大家自嘲中所说，沉湎于“小资情调”之中，自怜而自恋。这回地震，一下子震出了一个“大世界”，突然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原来是和别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有无数的和自己一样年轻的生命需要自己去救助，自己的生命也只有在和更广大的生命相互依存中才获得意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救人即救己，助人即助己”。

　　其六，我们说生命视野、境界的扩大，也包括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也是那样充满了仁爱。如一位作者所说，我们突然发现，“这里的‘地’，已不只是中华大地，而是全球各地；‘人’也不只是中华儿女，而是包括了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全球民众”。

　　其七，除人性的扭曲之外，更有人性的美好。人性是“善恶并举”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既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种子。问题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是“扬善抑恶”，还是“扬恶抑善”？应该说，这一次救灾，就是一次“扬善抑恶”的壮举。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自己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他人；二是在相处中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对方的善意。这也是我经常说的，对方的弱点、毛病，以至恶的方面，心里要有数；但更看重他的优点、善处，以善相处。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相反。我最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看得我心惊肉跳。他说，我们中国的社会里，有太多的违背人性的东西，我们却习惯于此，并且努力去适应它，从而形成一种“自我糟践”，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弄得非常阴暗，并且以敌意看周围的人，甚至以“恶意假设”彼此对待，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自己释放敌意、恶意，又彼此交换敌意、恶意，极大地毒化了社会环境。我想，在座的同学对这样的“扬恶抑善”的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环境，都会有自己的体验，它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生存常态了，以至我们的社会里充溢着怨毒之气，这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之感到心惊肉跳，就是为此。而这一次救灾正是一扫这样的怨毒之气，给我们提供了人与人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另一种可能性：以最大的善意对自己，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同时以“善意假设”看人，把自己的关爱和友善给予别人，又从别人那里收获关爱和友善。这样，热情友善地对人，成为日常生活，成为人与人相处的一般行为方式，至少我们可以活得轻松点，快活点。

　　当然，还得有制度的保证。一个健全的社会，总是“扬善抑恶”的；一旦出现“扬恶抑善”，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如何建立“扬善抑恶”的机制，应该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还应该把我们这里讨论的“生命至上”的观念，变成一种治国理念。这些年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应该说，这是治国理念上的一个进步。通过这一次救灾，我们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认识，可以有一个深化，应该更明确地指出，“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这里的关键词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与“健全”，只有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为他们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尽职，政府的权力才真正获得公信力和合法性。

当今中国问题，时代精神，青年使命我们最后作几点总结。

　　一，当今中国面临着三大问题：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小康以后，要走向哪里，需要重建怎样的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日趋强大的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和与自己有着不同信仰、价值、制度的西方世界相处？面对将成为生活常态的灾难、突发事件，将如何应对？

　　二，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并正在形成的三大精神：一是以生命至上为核心的仁爱精神，二是以多元社会、文化并存为核心的宽容精神，三是以社会参与和承担为核心的责任意识。

　　这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要学会关爱，学会宽容，要有责任感。

　　这里，我想对“宽容”再多说几句。大概有三点意思。其一，我们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多势众，唯其如此，我们就一定要宽容对待异己者，不要以势压人，不要咄咄逼人。要习惯于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提出质疑、批评，要习惯于被人误解、猜疑，以至反对，对这些异己者的声音，要择其善而听之，其不善者则不听之，但不必作过激反应。其二，还要有自我反省的精神，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真理在握，要学会在和不同意见的论争和自我置疑中探索真理。其三，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个体，要保护少数，要注意尊重和保护少数人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我们这个国家太容易形成“多数暴力”，我们自己也很容易在集体有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在群体意志和所谓“宏大叙事”面前，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一个健全的社会，任何时候都不能只有一个声音；我们要学会和与你想法不一样的少数人对话。

　　三，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相信，这十多天，对在座的“80后”和“90后”的年轻朋友，都是极不平常的。正像一位北川中学生所说，从这一刻，“世界变了”，世界变得更大、更可爱，也变得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重要的是，你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变了，这个灾难不断、骚乱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世界，需要你们直接去面对，直接去参与，直接去承担了。事实上，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你们就已经接班了。在这次救灾中，最引人注目，最让人感动的，一是民间的力量，一是青年一代的力量。冲锋陷阵在第一线的解放军战士，主力就是“80后”、“90后”的这一代青年。我注意到，香港媒体、外国媒体都在赞扬中国年轻的一代，说你们绝不是“自私的一代”，而是有责任感、有献身精神的一代。“理想国家”的目标，要靠你们这一代去实现，你们将打造一个新中国，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生活，你们真正是“任重而道远”！

　　我曾经送给你们八个字：“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现在，我还要送给你们六个字：“仁爱，宽容，责任”，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摘自《随笔》2008年第5期。本文为作者2008年5月在一耽学堂的讲话文稿，本刊有较多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