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有一个颇惹争议的观点，他认为，一部中国史，并不能笼统称为一部皇帝专制独裁的历史。他的这一观点，曾被很多人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美化，大加讥评。在我看来，批评钱穆的人，并没有透彻了解其意见。

其实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不差的。”按钱穆的意思，明清两代的确处于皇帝专制独裁之下，而在明以前，却并不尽然。而钱穆之所以得出这样一种判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明以前有“宰相”的存在。

钱穆认为，在明以前的传统中国，皇室和政府之间是有一种职权划分的。世袭的皇帝是政治领袖，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的统一，而宰相则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实际的责任。

支持钱穆这一观点，在史料中找一些依据并不困难。“宰相之职，无所不统”，这是明见于正史的原话；汉哀帝在一道诏书中也明确给丞相的功用进行了定位，“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四海，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所谓“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显然也是认为，受皇帝所重托，在政府里负实际责任的是宰相。

作为负政治实际责任的宰相，对皇帝当然是有一定制衡作用的。宰相如果认为皇帝言行不当，可以“谏诤”，而最激烈的对抗，则为“封还诏书”与“不肯平署”两种。所谓“封还诏书”，就是皇帝下一道诏书命令政府办理某事，而宰相认为不可，则可将诏书径直退给皇帝；所谓“不肯平署”，就是臣下有所奏请，皇帝已认可，转给宰相时，如果宰相不赞同，则可以拒绝签字。

相权对君权的制衡，乃至二者的冲突，史书上并不鲜见。汉哀帝时欲给几位外戚封侯，宰相王嘉即封还诏书，并对皇帝讲了一通“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的大道理，简直近于训斥，皇帝对此也没有办法；汉文帝宠爱邓通，邓通仰仗这一点，对宰相申屠嘉“有怠慢之礼”，申屠嘉退朝命令邓通到丞相府来拜见，不来将要杀他。邓通向皇帝求情，文帝说:丞相召见你，无论如何你还是先要去啊，去了我再召你回来吧。邓通到了丞相府，“免冠(取下帽子)，徒跣(光着脚)，顿首(磕头)”，向申屠嘉请罪，申屠嘉不肯罢休，邓通以头抢地，碰出血来了，申屠嘉还是不松口，正好文帝派来救邓通的人到了，不过并非我们通常想像的那样，命令申屠嘉马上无条件放人，而是先代皇帝道歉，然后传达皇帝的话，“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回到文帝身边，哭着说:我今天差一点就没命了。文帝对此也只能给予安慰，并提醒他今后对丞相不能失礼。

以帝王之尊，几乎不能保自己宠幸的弄臣，于此可见丞相之地位和尊严。然而，君权是天生喜欢扩张的，纵观历史，相权得到皇室较好尊重，能够发挥较好作用的，似乎只有汉代。汉代以下，相权逐步被侵削，这是一个总的趋势。比如唐代，就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三个机构的职权才相当于汉代一个宰相的职权。到了宋朝，相权较唐朝更加低落，军事、财政、人事三权都被分割了。相权低落的另一面，当然就是君权的提升。

不过，话虽如此说，宰相一职在传统政治权力结构中，究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宰相的权力无论受到多少侵削，他毕竟还是百僚之长；因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一个对社稷、宗庙还有点责任感的君王，就仍然会对宰相表示相当的优礼和尊崇。

一个拥有相当权力的宰相，对君王的集权必然是一种障碍。如果这个君王的权力欲非常旺盛，则君权和相权的关系肯定会紧张起来。如何解决这种紧张？历史上固然出现过所谓“权相”，权倾人主，但更多的，是君权恣肆，甚至可能还会掺杂宰相的流血。

尽管存在这种紧张关系，但君王们囿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却似乎都还没有想到将相权连根拨掉的高招，否则，置“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这样的圣贤名言于何地呢？想出这一高招的，是没有观念束缚的朱元璋。朱元璋的废相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走向影响至深，也正是这个缘故，钱穆认定，只有到了明朝肇建，传统中国才真正进入皇帝专制独裁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