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除府学、县学之外，这里书院林立、讲会盛行，塾学、义学遍布城乡各地，书屋、文会所在多有，“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赵汸：《东山存稿》卷4《商山书院学田记》），形成了“十家之村，不废诵读”（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4《风俗》）和“户诵家弦”（康熙《祁门县志》卷1《风俗》）的繁荣景象。因而，无论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学术史研究角度，探讨其发展繁荣的原因，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徽州传统教育的繁荣与发展，无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究其要者，有以下数端：第一，与徽州崇儒重教的文化传统有关。从汉代起直至元代，外地名族从各地特别是北方各省不断迁入徽州定居。这些迁徽的大族，不是出于显宦门第，就是出于儒学世家，他们继承了“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走读书仕进、科甲起家之路。……由于世家大族的影响，随之也带来了徽州整个地区文化教育的繁荣兴盛。”（栾成显：《元末明初祁门谢氏家族及其遗存文书》，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8页，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正如淳熙《新安志·风俗》所言：唐代以前，徽州“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故“武劲之风”较盛；唐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南宋以后，随着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朱熹的思想在徽州的影响不断加深，这种崇儒重教的传统也在不断加强。

　　第二，徽商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经济是教育尤其是形式化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经济的支持，教育的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贾而好儒”的徽商，对家乡子弟的教育和培养可谓情有独钟，他们凭借其财力的优势，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教育事业。徽州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创立和维护，无不和徽商结下不解之缘。所以，张海鹏先生说：“在徽州，是教育造就了一支‘儒商’，而这支‘儒商’在‘家业隆起’之后，又以他们的巨额利润反过来资助教育、发展教育。……可以说，没有徽商便没有发达的徽州教育，更没有那斑斓璀璨的徽州文化。”（张海鹏：《〈徽商与明清徽州地区教育发展〉序》，《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第三，宗族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族制度最为强固的地区之一，“堪称为正统宗族制度传承的典型”。这些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渊源的徽州宗族深知，宗族要发展壮大、强盛不衰，光靠经济的力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确立宗族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地位。而要确立这种地位，保持科名不绝，只有通过发展儒学教育才能实现。所以，徽州的强宗巨族都有强烈的教育追求，许多宗族都将创设教育机构，“悉力扶植”族内子弟业儒，作为宗族内的重大事务，并将其作为宗族规范书之于族规家训之中，张贴于祠堂祖屋之上，让子孙时刻谨记、世世遵守。徽州的各级各类传统教育机构，大多是由宗族主持创办、由宗族来组织管理的。

　　第四，一大批名儒硕士热衷于教育事业，从而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质量上的保证。徽州有一大批名儒硕士，如宋元时期的程大昌、吴儆、程逢午、胡一桂、胡炳文、陈定宇、倪士毅、郑玉、赵汸，明清时期的朱升、汪佑、吴曰慎、施璜、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等等，他们除著书立说外，不是讲学书院，就是潜心训蒙事业，许多人甚至在书院或蒙养教育的岗位上“终其一生”。这批名儒硕士，还在教材和讲义的编写、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内容的选择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从而保证了徽州教育的较高质量。

　　由于徽州传统教育的繁盛有着上述诸种原因，因而无形中凸显了徽州传统教育研究的意义。首先，从徽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徽州传统教育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科学地认识徽州社会文化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因，有助于徽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如果说，徽商为徽州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那么徽州教育就为徽州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和连绵不绝的文化传承。宋代以来，徽州传统教育为徽州社会培养出二千多名进士和数不清的各类人才，使徽州的学术、绘画、书法、篆刻、医学、戏剧、建筑等都极为繁盛，从而形成了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新安篆刻、徽州版画、徽剧、徽州建筑等斑斓璀璨的“徽州文化”。徽商也是在徽州传统教育的薰陶下才具有了“贾而好儒”的特色，从而成就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代“儒商”。宋元以来，徽州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秉礼仗义社会风尚的形成，以及“相亲相爱、尚如一家”（同治《黟县三志》卷15）的和谐等等，也无不与徽州传统教育教化的影响有关。

　　其次，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徽州区域传统教育研究，有助于开拓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有助于“重构教育史”的学科体系，也有助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深化。正如张海鹏先生所说的，研究区域教育史，“只是在近些年来的区域经济、文化研究的推动下，学者们才开始尝试的新课题。它不仅可以使研究的问题深入下去，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我国的地域辽阔、地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这一‘国情’特色的需要”。（张海鹏：《〈徽商与明清徽州地区教育发展〉序》）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区域教育史研究成果，大都是基于现今行政区划的地方教育史的考察，与严格意义上的区域教育史有别。而徽州区域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术概念”，所以徽州传统教育研究就成为真正意义的、典型的区域教育史研究。对于具有典型意义的徽州传统教育的研究，不仅可以为中国区域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而且还可以为“重构教育史”提供理论和现实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