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田时雄，1980年获得法国哲学博士，2005年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日本著名东方学家、敦煌学家，并担任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干事长，对于海外以及中国敦煌学的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势有深刻的洞见。

高田时雄像  李媛 绘

　　请您谈谈中国敦煌学目前的进展情况。

　　高田时雄：我个人的看法是，早期的敦煌学中，中国学者起的作用虽然很重要，不过还不能说是敦煌学的主干力量。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敦煌学发展得非常快。现在敦煌学者中，中国学者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差不多有70%到80%以上都是中国学者。我们搞国际敦煌学联络委员会，举办国际研讨会，参会学者一大半都是中国学者。所以说，敦煌学现在可以说是中国的学问，而以前敦煌学是国际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除了人数众多以外，中国学者研究的专业也非常广泛。以前中国学者几乎没有从事胡语研究的，像古代回鹘语、古代藏语、和田文、粟特文、古叙利亚文等。最近这十年来，中国的年轻学者成长起来，他们留学国外归来，加强了胡语的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不过我想，对于胡语研究方面，目前中国学者的贡献还很有限。在胡语研究方面，国外的学者水平还是要高一些。当然，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学者可能会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

　　另外一个特点是敦煌佛教文献的研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1949年后的中国，很少人对佛教文献进行研究，近二十年来有所改变。有一些很优秀的佛教学家，不仅对佛教文献，而且对佛教思想、佛教目录学等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进展。现在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从事佛教文献残片整理的大都是中国学者，比如方广錩先生。而以前在英国、法国从事敦煌佛教文献整理研究的，主要是日本学者。

　　日本的佛教研究有很长的传统，不仅是汉文《大藏经》的研究，还研究其他语种的佛教文献。日本的佛教研究门类非常大，中国在敦煌佛教文献方面目前的研究水平还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这个我很坦白地说。不过，日本的佛教界现在很重视中国中青年学者的成果。日本在手抄本佛教文献陆续有新发现，在跟敦煌佛教文献的比较对勘研究方面有不少进展。这方面，中国的佛教学家也很感兴趣，一起进行合作研究。

　　一个是胡语，一个是佛教文献，这两个方面，以前是中国敦煌学研究门类中所不足的，现在有了长足的进步。

　　原来我们比较重视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

　　高田时雄：早期的敦煌学，学者很注意文献中发现的中原地区没有的古逸书，所以很多人在用辑佚的方式进行研究。二战以后，日本的学者藤枝晃先生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不对，需要把敦煌文献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现在的敦煌学研究，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在走这样一条整体的路。敦煌文献还是敦煌当地的地域文献。现在甘肃那边研究比较深的是将敦煌遗书作为地方文献的研究。当然，敦煌文献是表现当时社会情况的一个重要材料，不过主要是敦煌地区的，并不是中原的，这是有差别的。现在中国国内的敦煌学还在用隋代的、唐代的、五代的、宋代的来这么分，这样并不能表现出当时敦煌的政治情况。至少九世纪以后的敦煌并不是由长安的中央政权控制的。

　　所以，敦煌文献应该作为当时敦煌国的文书来研究。在唐代前期，敦煌当然属于长安的中央政权。不过，到八世纪时，吐蕃进入敦煌，敦煌在吐蕃的控制下，脱离了唐帝国的统治。

　　这时与唐政府就没有关系了。

　　高田时雄：敦煌后来又曾脱离唐中央政府的统治，就是张议潮归义军时期。从十世纪初，又开始另一个归义军政权，姓曹的，有人说他是粟特人。所以敦煌有敦煌的历史，不能与中原的历史混为一谈。敦煌学的研究本质上是一个独立的城市的发展脉络，不能作为中央王权的一个分支来看。

　　敦煌这么庞大的文献，肯定会有表现出中原文化影响的材料，当然也可以采用这样的研究方式，但是敦煌学的研究还是作为整体来看待比较好，这应该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除了敦煌以外，中亚地区、吐鲁番、和田地区都有文献出土。敦煌文献已经有了很好的图录，也有电子本可以查询，研究的条件已经足够了。现在我们除了敦煌文献以外，还需要对其他地区的文献进行研究。

　　敦煌文献非常分散，目前整理、公布的情况怎么样？

　　高田时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除了英国伦敦的斯坦因搜集的文献以外，其他的要看到都有一定困难，特别是法国的。伯希和带回来的东西非常重要，因为他在当地自己选择了拿到法国，他选择文献中标有年代的，还选择有胡语的。巴黎的敦煌文献从数量上比不过伦敦的，但是质量非常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巴黎的东方文献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献交换，开始陆陆续续地出版图录。后来还有俄藏的、英藏的，中国国内也基本出了图录。可以说学者基本能看到全世界的资料。

　　不过，这只是原始材料的基本条件。现在中国有一个计划，就是把所有的敦煌文献按照四库分类、过录出版。比如现在经部已经基本出版了，一共十一本。经部相对比较少，子部、集部就比较多了。这样的工作国际上也曾做过，日本《大正藏》的古逸部用的就是敦煌文献。IDP（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是一个国际项目，就是把所有敦煌卷子，拍成彩色的片子，在网上公布。做了将近十五年了，除了英国的，还包括德国、日本、俄国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也积极参加这个项目。

　　敦煌学从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学术，目前在国际合作、交流方面的情况如何？

　　高田时雄：敦煌学原来是国际性的研究领域，以前因为条件不成熟，很多国际间的研究很难具体地进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联系陆续多起来。到了2000年，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时候，各地都举办一百周年的纪念研讨会。敦煌、北京、香港、台湾、欧洲、美国都在举办纪念会，所以那时候敦煌学家都忙不过来。在台湾举办敦煌研讨会的时候，我们国外的、中国大陆的学者就商量，这样开会受不了，要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控制举办研讨会的计划，促进国际敦煌学的协调。

　　我们主要的任务第一个是出版通讯，每一年的研究成果都进行报道，当作研究动态介绍，请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府宪展编辑帮忙出版。第二个就是举办研讨会，这是我们联络委员会最重要的工作。2006年在南京举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南京师大主办的。现在准备今年9月在俄国圣彼得堡举办另一个研讨会，由俄国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主办。第三个工作是建立一个很好的敦煌学的资料库。IDP做的是图像的资料库，我们想做的是能够检索的资料库，而且这个资料库与论著系统的资料库联合起来，不过目前很难找到主办单位，这个计划还没有实现。我们日本敦煌学界也做过比较新的尝试，比如说将敦煌文献的图版与过录的文字重叠起来对照，这样的资料库也可以作为敦煌图录词典。不过因为版权的问题，未能公开。

　　资料整理、共享也是国际合作的，我想可以通过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协调。资料电子化也是国际敦煌学最新的趋势。不过汉字文本的电子化，相对还是比较落后。

　　敦煌学在资料完备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发展应该从哪些方向突破？

　　高田时雄：今后的研究应该从新颖的角度出发。上世纪的敦煌学大都是从寻找宝贝的方式进行，没有系统性研究。近来年轻学者往往是按照自己选择的专题来进行，这样的方法比较好，可以发挥敦煌文献的特点。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在中国的年轻学者中也有采用，这是以往没有运用到敦煌学中的。不过我想，敦煌学最基本的功用是保存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敦煌学作为基本学科最重要的还是文献学。现在年轻的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很新，但是在敦煌文本的阅读、释读上还有不少欠缺，需要克服这个缺点。

　　日本学界早期比较强调这点，现在也衰落了。为了弥补这个缺点，我在日本举办读书班，轮流主讲，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把每个字吃透。以前法国的研究方式也是这样的。

　　您觉得中国敦煌学在哪些方面比较欠缺，包括深度、理论、方法方法？

　　高田时雄：这个我不敢说，中国敦煌学的学者很多，不会都是一流学者。当然具体的人差异很大，人数多，但是水平参差不齐。当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水平比起以前已经相当高了。

　　以前有一个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现在能不能说敦煌学也在中国？

　　高田时雄：季羡林先生曾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我也同意。

　　请您介绍一下日本敦煌学研究的发展情况。

　　高田时雄：这个方面我有点悲观。日本搞敦煌学的越来越少，应该是与日本汉学的衰落趋势有关。其他国家也差不多，英法就是，因为他们的敦煌学主要是为整理、编目的必要兴起的，这个工作做完了就没有了。欧洲几个国家中只有德国还好。

　　日本敦煌学专业学者的人数不会超过十个人。利用敦煌文献来进行研究的学者当然很多，但是称得上敦煌学者的就很少了。以前有藤枝晃先生、池田温先生算老一辈的敦煌学家，现在能称得上敦煌学家的没有几个了。

　　除了敦煌文献之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敦煌艺术史的研究。

　　高田时雄：我们今天主要谈的就是敦煌文献，我们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宗旨就是文献研究，考古、艺术方面基本不涉及。国际敦煌学的主要方向还是文献。

　　胡语文献研究的进展如何？

　　高田时雄：除了藏语文献之外，胡语文献并不多。现在粟特文、和田文有些没有释读出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国际学者也不多。将来，我想敦煌胡语文献中的焦点可能是吐火罗语。敦煌文献中的胡语与汉语不能明显地分开，一页胡语文书往往背面是汉文。库车地区、和田地区各民族都是使用双语的，胡语文书，即便是没有汉文的，背面也是中国唐代的行文方式。

　　敦煌学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怎样的互动？

　　高田时雄：敦煌是多民族社会，以前也有从这个方面来研究的，不过还不够。敦煌原来是作为汉朝的殖民地成长起来的，不过周围都是异族。敦煌社会从汉代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胡族起的影响非常大。我以前写过一本书，《敦煌文献的汉语史研究》，提到汉族人不能用汉字书写自己的语言，借藏文、吐蕃文写的汉文材料。这些材料，除了佛经之外，还有契约、教义问答、佛教赞歌、往来书信等。吐蕃控制结束后的敦煌，也有一些汉族人继续使用藏文书写材料。除藏文以外，还有和田文书写的。如果没有多民族交流，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只是多民族交流的一个例子。从多民族的观点出发，将来研究的空间很大。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别的地方也有，不过敦煌很集中、很具体。

　　关于敦煌藏经洞的性质，有不少说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高田时雄：伯希和的说法是个图书馆，后来藤枝晃先生提出废弃说，我想应该是有意识地保存下来的。敦煌除了藏经洞之外，又发现了性质接近的文献。我想作为图书馆还不确切，还是作为保存库比较合适，这些文书并不是经常用的，是作为保存用的。

　　敦煌文书材料毕竟是有限的，一百多年来这些文献基本公布了，那么敦煌学会不会走到尽头？

　　高田时雄：应该是有结束的时候。所以我说不能单独研究敦煌文献，而是要把其他文献结合起来。我们的敦煌学联络委员会，虽然只用“敦煌学”三个字，但是内涵还是包括其他文献的，可以用中古时代的写本学来概括。不限定敦煌这个具体的地点。敦煌是个象征性的标志，如果仅仅局限在敦煌一地，敦煌学就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