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仔细算起来，中国历史上不少时期还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折腾”。战乱、天灾以及改朝换代姑且不说；就是所谓的太平年间，也不乏爱折腾的主儿。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不恤民力，追求政绩型。这方面的典型当推隋炀帝杨广。公元604年，炀帝刚刚继位，便命首席建筑师宇文恺营建东京洛阳，又把全国数万家富商大户迁到东京，一时间“旧貌换新颜”洛阳成为当时国内的商业中心。同时，炀帝还下令在全国各州建造官仓，并要求民间设立义仓，广储粮食以备荒年之需。史载单是设在洛阳附近的两座官仓，储谷即达两千六百万石之多。至于著名的大运河工程，就不必赘言了。不过，在这些辉煌政绩的背后，则是这位历史浪子滥用民力满足私欲的大折腾！史载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余万人”；还没容百姓喘口气，复大兴土木，营造“南接皂涧，北跨洛滨”的显仁宫(河南宜阳县)；并且“(征)发大江(长江)之南，五岭之北奇材异石”以及“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输送到洛阳充实各园苑；接着，又从河南、淮北诸郡前后抽调百余万民工，开通济渠。工程中，“官吏督役甚急，役丁死者什四五”(见《资治通鉴》)。与此同时，数万艘龙舟和其他船只亦在江南加紧制造。一切就绪后，这位风流皇帝“御龙舟”，率首尾衔接长达二百余里的旅游船队，前往江都游玩。别的不说，单是这一二十万人的旅游大军沿途的接待费，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如此丧心病狂地折腾，难怪炀帝把自己折腾成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

　　二是骄奢淫逸、好大喜功型。不妨以半昏半明的唐玄宗李隆基为例。执政初期，玄宗秉持“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匿”的治国方略，重用贤臣能吏，上下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但随着执政日久，尤其进入盛世后，玄宗日渐懈怠政事，追求享乐不说，人也变得既骄又奢。其“骄”便是自负自大，杜绝言路；其“奢”则是自我膨胀，欲以个人声威名扬天下。他把政事交给佞臣李林甫全权处理，以便腾出足够时间放纵私欲；同时宠信重用边将安禄山。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玄宗狼狈出京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登基称帝。两京收复后，玄宗虽回到长安，却在形同软禁的不自由中抑郁而死。其实，举凡历史上的雄强之主，如汉高祖、隋文帝、唐太宗等，在国家强盛时，也都具有自我膨胀、好大喜功一面，并为此折腾一番而自食苦果。

　　三是宗派斗法、争权夺利型。统治阶级内部或因政见不同，或出于争权夺利，往往派系分明，以人画线，大搞窝里斗。即如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如果说起初在“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尚存在“路线”分歧、政见之争，那么，随着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驾崩，保守派在高太后支持下打击变法派；而高太后死后，哲宗皇帝又排挤保守派，变法派复卷土重来。直到宋徽宗重用打着“变法”招牌、实乃疯狂搜刮民财的蔡京之流，变法初衷早已荡然无存了。风生水起，你来我去的，不过是彼此间的争权夺利罢了。如此折腾，搞得民不聊生，亦酿成靖康苦果，北宋王朝最终覆灭在金兵的铁蹄之下。此外，诸如君臣之间的猫鼠游戏，以及外戚干政、宦官乱政、小人篡政等等的历史折腾，限于篇幅，就不细说了。

　　从上述中不难看出，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具有很强的历史针对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折腾”确是一条值得执政者高度重视的历史经验。如是说并非否定中央或地方政府的领导作用，更不是主张保守现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须顺应时势、尊重民意、重视民生；同时，要善于运用手中权力造福于民，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创造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培植丰厚富民的强国基础。从这个角度看，道家的无为而治和儒家的治平天下，其实是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也都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资源。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之时，我国经济如何闯过这一难关，“不折腾”就更具现实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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