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渊雷先生百年冥诞之际，华东师大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其《全集》。疾读一过，但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苏先生对祖国传统文化深怀感情和敬意，毕生孜孜探索。在撰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文化综合论》中，即提出批判地综合中外文化，以建设民族新文化的观点。嗣后，进一步指出文化具有继承性、吸收性和创造性的特点，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创造出与原有文化完全无关的新文化，相反，旧文化是新文化赖以滋生的沃土。他既反对全盘西化，也不赞成复古，主张兼收并蓄，创造出既富历史性又富时代性的新文化。这些观点，一以贯之。晚年，他曾对一度弥漫学界的蔑视传统文化的现象提出批评。

　　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儒家评判。在《孔学四论》等文中，苏先生指出，应将孔子与后世儒家及儒家末流区别开来。儒家学说历久不衰有其合理性：晚周百家争鸣，老、孔、墨均为显学，但老子主张无名无为，不利于干涉；墨家提倡兼爱尚贤，不便于专制；孔子则要求尊亲、长长，定名分，严等级，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以宗法作为维系社会的手段，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秦汉以降，我国社会变化不断，孔学总能权时应变，由此而产生西汉的独尊儒术。至六朝，战乱频仍，民族播迁，儒学、诸子之学和玄学清谈均无法满足时代要求，佛教遂乘虚而入。到了隋唐，则由吸收而进于融化。宋明两代新儒家在与佛老斗争中互相影响，最终儒佛道合流。程朱一派虽对孔学思想有所提高和深入，但其末流阳儒阴法，遂招致“理学杀人”的讥评。我国学术发展史说明，学术必须切于人事，理想不能脱离现实，才能生存、传播。学术经世，必须以经国利民为宗旨，虽重功利，要在匡君宥民，扶危济难，这与法家之急功近名，以首级论赏，以酷刑树威，万夫柔而一夫刚不同。两千年来，儒家的君权思想被片面利用，甚至被推向极端，而其精华——大同思想和仁爱精神，则从未发扬光大。阳尊阴抑孔学的结果，使世人养成笃旧服从的奴性，此实为后学末流之罪，并非孔子本意。

　　苏先生的史学代表作《读史举要》论及史料学、史学史、诸子学、佛学等诸多领域，深入浅出，既可作治学入门读物，亦有裨于专门工作者。

　　此书对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很多重要问题见解独到，如《春秋》三传，马班比较，刘知幾、郑樵、章学诚之异同，等等。苏先生认为，治《春秋》宜取三传合刻本，“经传对照，详略互见”，才能收深入研究之效。他先援历代学者的观点，再继以己说。如胡安国认为《左传》“传事见本末，《公羊》、《穀梁》词辨而义精”，故欲明史事，当阅左氏；欲玩词义，则习公、穀。又如朱熹说“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公、穀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至此，《左传》重史实，《公》、《穀》重微言大义不言自明。

　　司马迁和班固发凡起例，分创纪传体通史、断代史，影响深远。有关的比较研究甚多，而评判标准各异，或扬马抑班，或扬班抑马，聚讼不已。梁启超认为，《史记》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变为帝王家谱。这一观点，几为史界普遍接受。而先生却别调独弹，认为断代是《汉书》的创造，便于从各王朝的兴废中汲取经验教训。班固的缺点是站在封建正统立场，故缺乏批判精神，无意抑扬，这与他是奉诏而作、多所顾忌有关。司马迁则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为宗旨，富于批判性，敢于排击统治者，谴责现实。这是二人的根本不同，从而造成了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衡量事务的标准、写作方法等多方面的不同。此论为古人设身处地，深刻而不失公允。

　　我国史学源远流长，杰出史学家代不乏人，但能够从理论上进行总结者，唯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独出辈流。苏先生就此三人“对于中国文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得出不少精当结论。他指出，刘知幾偏重“史法”，重点在编纂学；郑樵重“史识”，强调“义例”；章学诚则重“史意”，着重于历史的整体观和发展观。刘知幾贡献在于：主张修史必须一家独断，秉笔直书；疑古惑经，坚持历史进化论。郑樵主张通史，抨击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窍要”。郑氏的最大贡献是会通文史，以及条贯学术、发明义例，图谱、金石等均入史学，扩大了史学研究范围。他起到了上承司马迁的通史家风，中继王充、刘知幾的批判传统，下开朱熹、王应麟等人尊疑学风的作用。

　　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生当乾嘉之世，在考据风大炽之时，汉宋并辟，独汲汲于史学经世。章氏认为，考古家舍今求古，征实太多，发挥太少；义理家舍人事言性天，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二者都脱离实际。他提出“六经皆史”的著名命题，并进一步指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认为经书不过是当时的典章政教，切合于人伦日用。“历史、政治、哲学三者结合，这是浙东学派的精髓，章学诚的思想实质。”同时，他又指出三人的不足：刘氏因过信《左传》而丑诋《公》、《穀》，有失公允；郑氏因不喜断代而排击班固，不分优劣；章氏批评戴震、袁枚等人不能平心静气。

　　此书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思想史角度论述了佛学作用。指出，佛学提出的新命题和新方法，扩大了中国思想史的范围和内容。魏晋以后，佛学对人民的精神及学术思想的演变，无论在积极或消极方面，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禅宗。它虽是中国佛教六大宗派中晚出的一支，但综合了以前的佛学，宋明以来，几乎独霸天下。禅宗畅行，始于道信、弘忍所创的“东山法门”。至神秀、慧能，又分“北渐”、“南顿”二宗。北宗禅法特点为“拂尘看净，方便通经”的“渐修”法门，深受当时朝野重视，神秀曾被武则天封为帝师。安史之乱后，寺院经济和佛教文献迭经战争破坏，偏重“义学”的北方佛教失去了物质凭借和活动余地，随唐朝的衰落而式微。南方禅者多出素族，宣传“即心是佛”，“心静成佛”，主张“顿悟”得法，对劳苦大众和中下层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逐渐渗入到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禅宗的传统是不说法、不著书，只觅取可传衣钵之人，所谓“各述己意，以凭传付”。他们从现实生活和思想本身出发，凭觉性的智慧冲破一切障碍，受用解脱的喜悦。他们尤喜在象征、暗示、启发的形式下，接引学人，表达体验的境地。禅宗“烧木佛”，“者里有祖师么，唤来与我洗脚”等呵佛骂祖、打破偶像的革命精神，影响了宋明理学以至清末民初的各种学派，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程颐“尧舜事业，如一点浮云过太虚”，朱熹说“典礼犹云常事，尧舜揖让，汤武征诛，只如家常茶饭”，陆九渊“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王阳明“反心不安，虽言出孔子，未敢以为是”，李贽“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都表明了思想解放的悟境。

　　《全集》还多处述及治学方法，授人门径。约而言之，有如下数条：一、论世知人，具体分析；二、连类并举，比较研究；三、触类引申，广泛联系；四、博闻强记，积累知识；五、探颐索隐，寻求规律。再三致意的是要“会通”，不作一往偏至之论。苏先生非常欣赏章太炎“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的观点，认为只要能够发人所未发，那么解决的问题无论大小都是有意义的。现在，学术研究重视原创性已成学界共识。但是，不以事实决事实，而欲以后世理论决事实，强辩躁进的现象远未绝迹，因此，读《全集》当能大大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