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新思潮，在蔡元培看来犹如滔滔洪水，来势凶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气象，它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也难免使一些人感到痛苦。同时，犹如对付洪水必用导法使归江河一样，对于新思潮，蔡元培也主张施以疏导之法，使之尽可能地避害趋利。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对陈独秀、胡适等新派诸人知之深，爱之切，责之也直，因而对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流弊、偏激等等消极方面，都直言无隐，其旨就是要把新文化运动引向健康的发展方向。 

　　1920年初，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短文《洪水与猛兽》。他将新思潮形象地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胡适在发表此文的“附记”中强调，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罗家伦则称之为“光芒万丈的短文”。笔者以为，蔡文公开号召支持新思潮以反对军阀，固属难能可贵；但它以洪水比喻新思潮的“洪水”论，同样值得重视。

　　在蔡元培看来，新思潮似滔滔洪水，来势凶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部分人感受痛苦；犹如水源太旺了，泛滥岸上，冲毁了田庐。对付洪水，禹用导法，使归江河，结果不但无害，且得灌溉之利。故对于新思潮，也不能湮，只能导，令其自由发展，终归有益而无害。在这里，蔡元培的“洪水”论，既将新思潮比作洪水，实际上就是预设了它难免存有破坏性这样一个前提。但他又强调“疏导洪水”，则说明他也不单是强调支持新思潮的自由发展，而是同时强调了对新思潮积极引导的必要性。要言之，强调对新思潮即新文化运动要加以积极正面的引导，这是蔡元培“洪水”论的根本取向；从长时段看问题，它是五四后蔡元培推进新文化运动发展策略转变的重要思想表征。

　　五四前，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引进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诸人，使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他没有直接介入新旧派的论战，甚至也没有发表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但他却顶住了旧势力攻击所谓“覆孔孟”、“铲伦常”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勇敢地保护了陈独秀等新派诸人。梁漱溟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胡适也说，自己在北大得到了蔡校长的大力支持：“他是一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由此足见五四前的蔡元培，其主要贡献不在于发凡起例，而在于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庇护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后的蔡元培却接连发表了诸如《新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何谓文化》、《东西文化结合》等一系列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直抒胸臆的文章与演讲。这表明，他已开始转变角色，由庇护人进而转变为积极和正面引导新文化运动的“疏导洪水”者了。蔡元培对“洪水”，即新文化运动的“疏导”，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三：

　　其一，指陈新文化运动业已出现的流弊。蔡元培认为，文化运动已成时髦，“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但是，人们若不能超越利害，保持平和的心态，单凭个性的冲动，环境的刺激，而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必然会出现三种流弊：一是言行不一。看得明白，责备别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实行的机会，给小小的利害绊住，不能不牺牲主义”；二是假公济私。“借了很好的主义作护身符，放纵卑劣的欲望”；三是偏激与急功近利。“想用简单的方法，短少的时间，达到他的极端的主义”。他强调，上述三种流弊，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这三种流弊，不是渐渐发见了么？一般自号觉醒的人，还能不注意么？”为此，蔡元培呼吁“新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以便“引起活泼高尚的感情”，使文化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其二，不赞成简单否定旧文化，主张对复杂的文化问题应持分析的态度。蔡元培指出，“我们既然认旧的亦是文明，要在它里面寻出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非不可能。”例如，孔子强调因材施教，“可见他的教育，是重在发展个性”；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经验与思想并重的意义”；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这就是试验的意义”。蔡元培主张白话文，但不认为一定要绝对排斥文言文；他主张新文学，但相信旧文学也有自己不容否定的价值：“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也惟其如此，他既热心为沈尹默的新体诗集作序，同时也不赞成“青年抱了新体诗的迷信，把古诗一笔抹杀”，故同样乐于为浦瑞堂的《白话唐人七绝百首》作序。同时，蔡元培倡导科学，但他反对陈独秀诸人的唯科学主义无视人类情感的重要性。他说：“知识与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学与美术，不可偏废。”

　　其三，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主张东西文化结合。欧战进一步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点，梁启超等因之强调当重新审视东西文化，实现东西文化融合；但却遭到了胡适诸人的指斥，以为是欧战重新唤起了东方人的傲慢心。耐人寻味的是，蔡元培对此不以为然，乐引梁启超为同调。他说，战后的欧洲思想界反省自身文化的弱点，许多学者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帮助，是客观的事实。“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他指示北大国学研究所：“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们固有文明输出”，对此必须“格外留心”。其时胡适虽热衷于国故整理，但他强调整理的目的乃在于发现“国渣”，而非发现“国粹”。蔡元培不这样看，相反，他认为胡适的工作本身，恰恰已成为实现东西文化结合的典范。他说：东西文化结合“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意识。如墨子的名学，不是曾经研究西洋名学的胡适君，不能看得十分透彻，就是证据。”这很能反映蔡元培正面引导的风格。蔡元培相信，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固然需要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但是，归根结底，必须“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所以，胡适诸人的民族虚无主义不足取。他说：“鄙人对于中国之将来，全抱乐观”。假以时日，“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

　　蔡元培为人谦和，却不失原则。他于陈、胡诸人知之深，爱之切，但不碍批评。他的上述“疏导”，高屋建瓴，对新文化运动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是不难想见的。蔡元培所以转向“疏导洪水”，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经五四运动的洗礼，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很快趋向与社会改革的实际运动相结合，先前存在的过于激烈、片面性和情绪化的倾向，就不免愈显突出和不合时宜。这就是蔡元培何以要反复提醒人们：“文化不是简单的，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原因了。故“疏导洪水”，势所必然。此其一；欧战后，欧洲以柏格森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思潮进一步崛起，它反思19世纪的理性主义，批判机械的人生观和物欲至上主义，强调关注人的情感世界。缘梁启超等人的宣传，此一思潮在五四后的中国也渐成热潮。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简单抵拒不同，蔡元培迎受反省现代性思潮。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蔡元培执着地强调美育、情感与科学的统一，甚至提出“只有在扩大知识和提高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世界才能够向前发展”，并和梁启超一样，进而主张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和实现中西文化的结合了。积极吸纳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合理内核，对新文化运动补偏救弊，此其二。由是可知：蔡元培“洪水”论的提出，既是其时各种思潮融汇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