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雄关——杀虎口》 呼啸摄

　　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是近代中国的三大移民活动。近日，央视开年大戏《走西口》一经播出立即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很多观众对历史上真实的“走西口”产生了兴趣。实际上，电视剧《走西口》仅仅是历史的一种艺术表现，剧中田青及田家大院皆为虚构，在现实中，山西祁县富户为乔家大院、渠家大院等。“走西口”这三个字，内中蕴含着多少悲欢离合，多少慷慨悲壮，多少无奈与凄凉，多少挚情与豪迈，也许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们才会有切身感受。我们现在只能粗浅地再现一下当年走西口的一些历史真相。

历史背景与规模

　　西口，系与东口——河北张家口相对而言。泛指在张家口之西到塞外谋生之人，一般指从山西右玉县杀虎口到塞外处谋生之人（详情请点击：）。走西口始于何时，规模多大，因何而起呢？

　　杀虎口，春秋至秦汉称参合口，隋唐为白虎关，宋为牙狼口，明为杀胡口，清为杀虎口。杀虎口历史上一直为军事重地，明蒙时代一直处于交战状态。隆庆六年（1572）明蒙议和后，杀虎口成为蒙古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明神宗实录》载：“大同杀虎堡为云中第一要冲，虏自献琛以来，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甚至有杯酒流连，喧嚣讧殴者”（万历四十五年六月丙申条）。杀虎口在明代作为通贡之途，汉蒙之间尚仅限于缎布、盐茶与马驼牛羊之间的物资交换。但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杀虎口作为明蒙交往通道，为后来大规模人流走西口和旅蒙商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入清后，满蒙关系不同于明蒙关系，尽管起初清廷对入蒙有多种限制，但经济文化在以游牧业为主和以农耕为主的两个区域的交流已势不可当。随着清廷入蒙禁令的逐渐废弛，走西口到塞外的人口日渐增多起来。

　　走西口，在清代前期尚是春去秋归的“雁行客”，到清代后期才渐渐出现定居下来的“常住客”，即古文献中所讲的，在蒙古地方“各厅民户，何且烟火万家。……在雍正年间，寄民尚少，而近来寄民之久者益多”，“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间有山陕人杂处”。据《调查河套报告书》称：“自清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而西，向蒙人租种土地，而甘省边民亦逐渐垦殖。于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均有汉人足迹”。由上可见，内地人尤山西人众，已广泛分布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劳作。有学者考察，晋西北河曲、保德和偏关三县，每年各县走西口人数逾2—4千人不等，若遇大灾年，各县走口外人逾万。山西河曲县人走口外主要分布萨拉齐、土默特左旗和乌拉特中后旗等地。从光绪元年（1875年）到1945年，仅河曲县走西口到内蒙古定居者近10万，山西右玉、左云、平鲁、山阴、朔县走口外人数也很多。清末民初右玉县走口外的贫民有四五万人。学者安介生认为，光绪末年走口外人数有数百万，有清一代山西全省前往口外地区耕商人数累计起来是一个庞大数字，清代山西外出移民数有1300万之众。

山西人走口外是因何而起的呢？

　　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与当时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清代“走西口”的历史背景是：

　　一是人地矛盾尖锐化。明末清初战乱的结束，大一统局面和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等，对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康雍乾时代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形成内地人多地少的局面。乾隆时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道光30年（1850）已达4.3亿，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最高纪录，以致人多地少矛盾越发尖锐。在内地因土地集中和人多地少矛盾而造成无法生存的过剩人口，为谋食而背井离乡，游走四方，寻找新的耕地，而沦为流民。在这种状况下，地广人稀的塞外蒙古地方便成为人们奔赴的地方。山西河曲民歌唱道：“哥哥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乾隆帝曾说：“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藉以暂谋口食。”

　　二是自然灾害。“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民谣充分反映了“走西口”的大多数民众是因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四处逃荒觅食。据统计，乾隆五十年山西忻、代等州灾民2万。光绪三年到五年（1877——1879年）山西发生大旱，史称丁戊奇灾。“晋省城灾州县已有八十余邑之多……待赈饥民逾五百万之众，……往来二三十里，目不暇接，皆系鹄靣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三是蒙地需要。清代蒙古各旗“有官地、有私产，官地及其本部箭丁，永为世袭札萨克所管理”。土地既然为蒙古王公贵族管理，就为他们私招私垦土地提供了条件。他们为利益所驱动，便大量招纳汉人，为其垦种。而清廷为了缓和内地人多地少矛盾，最后不得不默认蒙地私垦现象，这就为“走西口”的扩大开辟了途径。

　　四是管理渐松弛。明末清初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为恢复生产，清廷采取了休养生息、鼓励农耕的政策。康熙、雍正、乾隆年，清廷西北用兵，为解决军粮，清廷鼓励发展农耕，康熙帝曾多次派人到蒙古“教人树艺，命给牛种”。雍正帝谕户部：“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唯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帝针对内地民众到口外谋生，指出：“今日流民不比寻常，若稽查过严，若辈恐生无路……令其不必过严，稍为变通，以救灾黎。”清末，山西巡抚岑春煊提出：“查晋边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十三地，地方旷衍……以广袤不下三四千里，若垦之十之三四，当可得田数十万顷……是利于国也。”

　　这样，就在上述历史大背景下，实现了一次次的“走西口”现象。

晋商与走西口

　　走西口基本上是为生存而挣扎的行为，走西口的人群中，贫苦的人群是绝大部分。正如民谣所唱：“黄龙弯弯的河曲县，三亲六眷漫绥远，二姑舅啊三老爷，八百里河套葬祖先。”

　　可见，走西口是山西人民的苦难史，走西口是低生产力水平时代小农经济的产物。

　　走西口的人群中，也有经过千辛万苦而成功者，并出现了新的商业群体。成功者的榜样，给走西口的人们带来的希望，进一步推动了走西口的浪潮，以致走西口成为人们淘金的向往之地。史志载：山西太谷人“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习以为常”。那么，平常年份山西外出经商者有多少人呢？有学者认为，清代山西外出经商者有132.7万人，相当山西人口总数的1/10。

　　淘金并非绝对无金可淘。山西地处蒙古游牧地区与中原农耕手工业地区之孔道，口外与内地的物资相互需求，造就了商业发展的条件与机遇。抓住机遇者，就有成功的可能。如大盛魁商号创始人王相卿（太谷人）、史大学、张杰（祁县人），当康熙平定准噶尔叛乱，军队深入漠北因粮食供应困难，特准商人随军贸易时，便充当随军肩挑小贩。清军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军队供应需从杀虎口运送，王相卿三人便在杀虎口设“吉盛堂”商号，经营粮食等贸易。后来业务逐渐做大，改名大盛魁，后来总号移驻归化城（呼和浩特）。大盛魁结合蒙古地方特点，组织货源有针对性，经营手段有灵活性，逐渐占有了喀尔喀蒙古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内蒙古各盟旗市场，并获取了高额利润，据说逢三年分红，每股可达万余银两。大盛魁极盛时有员工7000余人，贸易额1000万银两左右，号称可用50两元宝，铺一条路从库伦（乌兰巴托）到北京。

　　走口外在塞外淘金，有着很大风险，甚至有生命之忧。在塞外不仅仅是冒风雪，千里走沙漠，遭受自然之苦难，而且常遭受盗贼抢掠，甚至丢失生命，杀虎口有民谣称：

　　“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心还抖！”

　　据说蒙古草原有称“流矢儿”之强盗，此人武艺高强，伸臂能举牛犊，起脚踢伤烈马，摔跤赢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杨。走西口之商人深受其害。为此，商人走口外往往聘请镖师保护，但武功稍差之镖师也非“流矢儿”之对手，致“走西口”成畏途。后来商人们终于请到了形意拳高手祁县人戴奎出山，才制服了“流矢儿”。

　　晋商在走西口中为了自卫，也有不少人自练武功。祁县富户乔家九少爷，就会武功。有这样一个晋商会武功的故事：归化城（呼和浩特）晋商某商号夜间仍有小伙计在算账打算盘，忽见二匪在屋顶行动，意在偷盗，小伙计将算盘珠拆开，刷、刷，将算盘珠从窗户飞向屋顶，正击中二匪眼睛。匪知商号中有准备，只好遁去。后来，二匪听说是被一小伙计击伤，心中不服。一日，找到小伙计，声称要比武见高低。小伙计正在算账，便请二位先到附近的家中稍等，二匪来到小伙计家中，其母见有客来会，十分热情，便做饭招待。其母先在炉子上坐了把水壶，然后和面。水开后开始做剔尖面，只见其母站在数米外，将盘中面一根一根用筷子剔出，又一根根飞进了水壶嘴内。二匪见状大惊失色，连忙告退。

　　此故事虽然有些玄虚，但反映了走西口在外经商，确需练武防身。所以，山西太谷、祁县是形意拳发源地，绝非偶然。

历史价值与意义

　　走西口是清代一次由内地向塞外的大移民活动，也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其历史价值与意义主要是：

　　1、推动了塞内外物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的山西人不仅垄断了旅蒙商业，活跃了内地与塞外的物资交流，而且开辟了一条从茶叶产地，经长江、黄河、蒙古戈壁沙漠，俄罗斯西伯利亚，到欧洲腹地圣彼得堡的国际茶叶商路，从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2、推动了塞外城镇的发展。大批晋商与山西民众移民聚居塞外，使原为蒙古游牧地的归化城（呼和浩特），商贩云集，成为塞外明珠。包头原是荒凉之地，山西祁县乔姓先在包头西脑色开草料店，后开货栈，再开广盛公商号，继而发展为许多复字商号。包头城的兴起与晋商号的发展，紧密相连，以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

　　3、开发了塞外农耕经济。明代已有山西人偷渡到蒙古南部地方聚居开发农耕土地，时称“板升”。有的学者认为即百姓之谐音。清代随着走西口的发展，塞外千里沙漠，已出现数十万顷良田。归化城（呼和浩特）一带已渐由牧区转化为农耕区。口外蒙古地方农业的发展，到清中叶已不仅满足了本地需要，而且可大量向长城以南地方供应，以致有“塞上谷仓”之称。

　　4、推动了西口文化的发展。杀虎口一带曾是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族游牧地，也是中原王朝边地。清代走西口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西口文化的发展。

　　——语言文化。大量山西人移民塞外，给塞外的风俗、语言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据调查，内蒙古中西部45市县镇，所讲语言，均与晋语相近。

　　——宗教文化。蒙古牧民原奉喇嘛教，但随着山西移民的影响，儒释道三教均在民间渐居主导地住，三教中诸神：关帝、城隍、财神、观音、土地、龙王在蒙古地方各民族中也多有供奉，其中关公、观音尤为广泛。如归化城（呼和浩特）中就建有文庙3处，关公庙8处。

　　——戏曲文化。内蒙古晋剧、二人台、大秧歌与山西移民关系很大。大秧歌源于山西繁峙、朔县、广灵。晋剧为中路梆子，但唱腔又多含北路梆腔，实际中路、北路梆原为一种，仅流派稍别。民谣称：“学戏在忻、代二州，红火在东西两口，吃肥在水淹包头，临死在宁武、朔州。”充分反映了晋蒙戏曲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