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棋书画、梅兰竹菊、松荷酒茶、剑玉扇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是古人把玩艺术、闲适生活的标志，更是古人从容潇洒精神品格的再现。本书撷取传统二十种文化生活经典象征进行考辨源流、品赏内涵，引导现代人进入古典优雅生活氛围。

抚琴 高山流水与文人情怀

　　琴，亦称古琴，以琴身多镶以美玉为饰，或云王母娘娘曾邀诸神抚琴于瑶池，故又称瑶琴，是我中华最为古老的乐器之一。古人以琴棋书画为四雅，而琴居其首；文人又终身与琴剑为伍，有“琴心剑胆”之称。

　　关于琴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之首篇《关雎》，其中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之句，然其出现则远在《诗经》成书之前。据《史记·五帝本纪》“尧妻舜二女，与琴”，《礼记·乐记》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记载。由此可知，早在尧舜时期，便有琴的存在，甚至有人将琴的发明人附会成神农或伏羲。

　　先秦时期，古琴主要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之演奏，“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所以仅流行贵族阶层。随着雅文化的传播扩展，秦以后流行于民间。

　　周代，等级森严，礼乐乃国家重典，十分庄重而严肃。《礼记·曲礼下》就有“士无故不彻琴瑟”之记载。时至春秋战国之交，“礼崩乐坏”，奴隶制逐渐衰亡，许多宫廷乐师自谋出路，开始广收门徒，传授技艺，使琴艺传入民间。孔子的琴艺，便学自鲁国宫廷乐师师襄。《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且终生“弦歌不辍”。后世文人士大夫倾慕仿效，诸多贤士名人均长于琴艺，如三国时周瑜和诸葛亮，便都是精音律、擅鼓琴者。

　　古琴曾为交友之纽带。据《列子》载，楚人钟子期乃伯牙之友。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之。伯牙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后世遂有“高山流水”之典，用以形容心灵相通之至美意境。

　　琴音亦可传达爱慕之情。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以文章名汉世，而少善鼓琴，尝客游临邛……相如且弹且唱：“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卓氏女文君窃从户窥，心说(悦)而好之。夜亡奔相如，相如纳之，遂成千古佳话。

　　诗人骚客亦将情感运诸笔端，以文字颂扬古琴之魅力。诗仙李白之“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将古琴之雄浑描写得淋漓尽致；“纤手怨玉琴，清晨起长叹”，又写尽绝世美人的孤芳自叹，寂寞怀春，琴思琴意，流露无尽感伤；“风吹缘琴去，曲度紫鸳鸯”，将浪漫禾农丽之情，寄予琴曲，感之甚深；名篇《长相思》之“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又道出柔情婉转，枯肠寸断，寄相思之情却又因无人倾听的怅然。

　　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曾填《小重山》词一首，中有“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之句，借瑶琴以表达自己欲伐金而不能，虽冠盖如云，却知音难觅的惆怅。

篆刻 方寸之间大精致

　　篆印之滥觞，当不晚于周代。当前所发现实物之最早者可确定为东周遗物，学界亦普遍接受“我国篆印源于春秋而盛于战国”之论断。篆刻艺术成熟，非一蹴而就，此前当有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商周时期普遍应用之甲骨文，即是以刀为笔，刻于龟甲兽骨之上而成，广义而言亦可归入篆刻艺术之内。河南安阳殷墟之中，亦曾出土过颇似当今印章之铜玺，且其字迹清晰，斑斑可考，亦可视为印章艺术之先河。

　　古人崇尚诚信，因而对作为诚信物证之印玺十分重视。其类型大致有四：

　　一曰官印，乃表权力身份之信物，如“勿(物)正官(玺)”便是。

　　二曰私章，可作为个人交易凭证，如“左盲”、“乔倚”等。

　　三曰成语印，多镌儆语吉言，如“富昌”、“正行亡(无)私”等，多用以相互砥砺，或自明其志。

　　四曰肖形印，以刻人物、动物形象为主，图形画影以托物抒怀也。

　　先秦时期，古风犹存，等级观念尚未严备，无论官印、私章，皆可称“玺”，且样式五花八门，美不胜收。而至秦汉时，专制制度正式确立，社会等级日益森严，“玺”成为帝王印章之专用名称，其他各人之印信只能以“印”、“章”、“记”等名之，且尺寸、样式亦有严格规定。

　　汉代时，篆刻印章兴盛达到顶峰。考其原因，乃由于秦代实行“书同文”，废六国古文字，独行秦国创制的小篆字体，而晚出之隶、草、楷、行等诸字体，或未尝出现，或未大行于世，故而篆文居官方正式字体地位，因而大盛。这与当今因楷书乃官方正式字体，一般印章皆以正楷字体刻之道理相同。另，两汉时社会稳定，冶炼业和手工制作业发达，使得汉印艺术取得长足进展，水平空前，成为历代篆刻家尊奉临摹之良范。

　　至北宋时，书画大家米芾等少数文人墨客开始参与印章制作，略显文雅之气；元代文人制印之风渐盛，赵孟兆页、吾丘衍、吴睿又辈皆尝试亲自操刀，印章之匠气渐脱；至元代后期，王冕首创以花乳石(又称花药石)为印材，而此前印料多为象牙、犀牛角，为需特制刻刀及用专门技巧方可雕琢。因花乳石质软易刻，且价廉物美，以致自明代起文人治印之风大盛。

　　明代形成的篆刻流派，大致有文何派、泗水派、娄东派等。时至现代，最具影响者当属吴、齐两派。

　　吴派(海派)创始人吴昌硕。初学浙派，继学邓石如、吴让之，融浙皖两派之长，归本秦汉，且喜籀文。以钝刀入印，秀丽苍劲，流畅雄浑。后有黄宾虹、陈师曾、潘天寿承之。

　　齐派(京派)创始人齐白石。早年受赵之琛、吴昌硕影响，后宗秦汉古风，篆法王莽《嘉量铭》、《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衰年变法，卓然屹立，自成一家。

执扇 入诗入画入戏之飘逸

　　欲谈扇文化，必先谈扇子。扇子之用，起于远古。可以想象，炎炎盛夏，烈日喷火，我们的祖先无奈之余，为避煎熬炙烤，只得随手取树叶或禽羽，进行简单加工，以障日引风，故扇子最早有“障日”之名，这便是扇子的初源。

　　随后，扇子不断发展完善，种类日趋繁多。最早的文字记载，则有“成于商殷”之说。据晋崔豹《古今注》载：“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雉尾扇用五光十色的野鸡毛制成的羽扇，称之为“障扇”，扇柄细而长，并非用来拂凉，而是一种仪仗饰物，由持者高擎为帝王蔽日障尘。后皇帝和高官出行的仪仗中，皆配有大障扇，以显示其排场与威风。由此可见，羽毛扇至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

　　于扇面题诗作画之记载，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有曹孟德与主簿杨修“画扇误点成蝇”的故事，而《晋书·王羲之传》中亦记有一则王羲之为老妇题扇的佳话。当时有“老母”持六角竹扇，求书于王羲之，“羲之为书五字”，她售出时便由十二文涨至“百文”。今浙江绍兴蕺山街有“题扇桥”，相传便是王羲之题扇处。

　　扇子折射出人的心理状态。西汉成帝妃班婕妤曾写过一首《怨歌行》：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此处她借咏团扇表露受赵飞燕嫉妒排挤，恐受君王冷落的复杂心理。由此，古人便常以“秋扇”来形容妇人因年老色衰而见弃。南朝梁刘孝绰《班婕妤》云“妾身似秋扇，君恩绝履綦”，实际上是在借题发挥，旨在抒发自己不被君王重用的失落心态。

　　古代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咏扇也一直是诗人骚客的一个重要题材。杜牧曾以“轻罗小扇扑流萤”来描写少女们的活泼姿态和欢乐情绪；王建在其所作《调笑令》中以“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来描写美人以扇遮面的悲凉心境；苏东坡曾用“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来描写周瑜的风采。而《水浒传》中所引“夏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的民谣，则用扇子反衬出贵族子弟不劳而获、养尊处优的可憎面目，真可谓入木三分。

　　在文学作品中，扇子还可以承载悲欢离合，苍凉苦恨。清初文人孔尚任曾写成传奇《桃花扇》，描写明末贵族公子侯方域送秦淮名妓李香君“宫扇一柄”，“永为定情之物”，通过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恋爱故事，反映了在历史变动的重要关头，中华儿女高贵的情操和气节。

　　香君地位卑贱，但品德高贵。她深爱方域之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为了忠于爱情，她历尽艰辛，舍身忘死。清兵南下，方域却经不住功名的诱惑，降清而应乡试，中副榜。香君坚持民族大义，愤而与之决裂，继而出家，血染扇面，含恨而死。后由杨龙友点染，画成桃花扇一柄。“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一把香扇，寄托着无数人的亡国之痛，流离之苦，可见扇文化内涵之丰富，意境之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