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洋人敲开古中华的大门，在国人记忆里，耻辱痕迹遍地，可记片断多难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物，就让人一言难尽，如今思之，不禁为其隐痛不已。

　　过去国人只是从自身视角看李氏的一生风云，史家的情感多少渗透在价值笔法里。其间也不免民族主义的成分渐多。但洋人怎样看这个历史人物，他们笔下李氏的形象如何，却知之甚少。

　　近来，在张社生的《绝版李鸿章》一书里，我读到了很多取自洋人的鲜为人知的图片和史料，堪称是洋人为我们留下的一部李鸿章印象记。这些大量的史料、图片还原着当年的旧影，像一部电影，婉转起伏之间，散落着人间的往事，使这个大清王朝风云人物的内心苦乐、文化冲突里的恩怨，又有了另一种镜头。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李鸿章、研究近代史提供了有意义的资料。

　　李鸿章一生难以用一把尺子衡量，从不同角度看他，结论自然不同。在真正通晓历史的人看来，李鸿章给世人呈现的往往是半个脸面。他走过世界许多地方，内心的体味一定复杂是无疑的了，视野自然也比国内的官僚开阔得多，所以搞起洋务运动，派遣留学人员出国，改造旧的外交路线，这都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萌动。只可惜他不能像日本的启蒙前辈那样从制度结构的层面着手，加之在官僚社会久浸，思想自然是笼子里的东西。洋人文化的大规模入侵，对清朝的遗老遗少而言，没有精神的准备。专制社会下的愚民对此也只是阿Q般地呆看着。李鸿章也不例外。他知道大清帝国衰微的结局，但又保守地面对世界，为了江山社稷而做小规模的修补，竭力挣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根底还是孔孟的旧梦，大清政权问题远比民生与文化复兴更重要。再者，封建官僚体制下的走卒，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的。

　　在剧变的时代，李鸿章是一个在失败的群落里安顿自我及重建他人关系的象征性人物。他在受辱和自尊间的平衡点里，重复着古中国庙台文化与市井文化精巧的东西。李鸿章是渐渐掌握通变本领的人。他以为，皇宫的那套思路不行，孔老夫子的遗训也是失灵的，至于民间的义和团更是“胡闹”。他身上的江湖气与痞子气，加上官僚相，在此杂然相交，形成了特有的处世哲学，使他在良知与世故之间，选择了荣辱一身、善恶相兼的道路，且应对了一个大的变局。这在此后的封建官场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所以梁启超对他多有微词也就是自然的了。不过李鸿章的价值也许在另一个层面更有吸引力。那就是在追求进步的志士仁人看来，改良与革命是必然发生的事，因为重复李鸿章模式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先前学界争论，近代中国的开化是“被近代”还是“自改革”呢？如果是“自改革”，那么李鸿章是个代表无疑。不过就我看来，“近代化”是被迫的结果。你看，李中堂与洋人谈判，一步步退让，一步步妥协，一点点讨价还价，还不是被迫的时候居多？中土社会“被近代”的足迹，在根基上动摇着旧有文明。作为这个文明的官僚使者，李鸿章唱的不过是日薄西山的凄凉之曲。李鸿章对人的警示作用在正反两方面都是不能忽视的。

　　李鸿章至今没有被遗忘，人们还常常谈及于他。关于他的争论、他的评价似乎是不衰的话题。所以如此，我想大抵是因为我们仍在历史之中，“被近代”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尚不如发达国家强盛、弱肉强食的国际生态依旧未根本改变）还没有“化”上句号的缘故吧。好在我们已不像李鸿章那代人那样，找不到正确应对的办法，只好咽下不得不咽下的苦果，而是挺起了坚硬的脊梁。再也没有谁能小瞧我们。但须切记，我们绝没有任何理由妄自尊大，因为，通往民族彻底振兴的彼岸，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