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通识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目标，就是守护知识分子代代相继的可能性。而这个目标，在今天已被逐渐地遮蔽了。

    对大学的教学成果和学生的学习成绩的评价标准，已被纳入了学分制的轨道。这是一种单纯的功能主义的教学体制，要限制其弊端已经非常困难。因此，对于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法的探索，正是一条可以救治眼下的机械、呆板的学分制之弊端的现实道路。

    通识教育成功与否，将对中国大学的前进和它们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国际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

王德峰  讲演者小传

    1956年10月生，江苏泰县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1978年入学复旦大学哲学系。1982年起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任编辑。1987年重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硕士学位，1998年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当代艺术哲学。

    曾发表《哲学导论》、《艺术哲学》、《寻觅意义》、《世界十大思想家》、《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等著作及哲学论文30余篇。

一、中国的大学教育正进入现代性中

    现代性境遇意味着，今日的大学独立自主的地位难以维持，大学理念在根基处被撼动了。

    上个世纪，著名物理学家布里奇曼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发现一个词的真实意义，就应当了解人们用这个词做什么，而不是对这个词说了什么。”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对于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通识教育，也同样是适用的。

    人们尽可以对“通识教育”下种种不同的定义，而且展开漫长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并无实质的意义。我们更应当关心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词？我们准备拿它来做什么？或者，我们实际上正在拿它做什么？我今天的话题，正是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得来的。

    “通识教育”的到来，其本身就意味深长，它是在今天的时代处境中重新追问大学之本质的一种方式。时代把我们全都逼到了这个追问之中。我们或者提问，或者被提问。不管怎样，我们在这样的追问中，都感到了尴尬。这种尴尬有其来历，这来历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正进入现代性之中”。

    今日中国的大学，一方面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处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这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形成种种张力，又呈现各种机遇和可能，这就使中国的大学在今天的生存和发展面对新的时代境遇。这一时代境遇可以用两个特征来标示。其一，产业化要求进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资本运作为核心，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包括大学的知识资源和人才资源，已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社会发展原则。其二，当代知识产业的兴起、大学资源的全球性流动，迫使中国大学进入世界范围的竞争。这样的境遇意味着，今日的大学相对于社会经济体系的独立自主的地位难以维持，在近代传统中形成起来的大学理念在根基处被撼动了。

    我们今天对“现代性”这个词所表示的那种状况已经有了比较深切的感受。我们可以简单地这样说：如果一种机构，它的行为的组织方式严格地按照某种理性的逻辑来设计，而这种设计的全部理由，只在于它能够实现最大的效益，尽可能地排除妨碍效益的因素，除此之外别无理由。那么，我们即可以指认这一机构处于“现代性”之中。今天中国的大学，在此意义上，正愈益迅速地进入现代性。

    对于大学教育之进入现代性状况，我们是把它作为一种进步来认可和欢迎呢，还是把它作为某种失落而感到悲哀并予以拒斥呢？如果我们回答说，人类本已处在现代性状况之中，因而，大学除了适应，别无选择，那么，上面的问题自然不必提起。但是，如果我们恰恰是站在大学的立场上反思现代性状况的，而这样的反思恰恰又属于大学的使命之一，那么，大学又如何能够回避对于自身的现代性状况的反思呢？

    或许，人类的现代性状况已经在根本上修改了大学的使命，从而，我们对于大学的使命应当另作表述？

    在我看来，问题的这一提法，才涉及到了事情的根本，使我们无从躲闪，无可回避。

二、大学不应成为社会机体的“功能性器官”

    守护民族文化自觉的最后阵地，原本就是大学。

    对于大学的使命是否已被修改的问题，无论是作肯定的回答，还是否定的回答，都不是一个主观上的价值选择问题，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它是一个在人类的当代命运中发生的问题，因为，这里谈论的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进入民族命运的历史事物。

    受教育者从来都不是一种有待按照某种标准将要被制造成功的产品。把“主体面对客体”的模式引入对教育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谬误。受教育者绝非一个空洞的容器，当他步入大学时所携带着的全部困惑，即已说明他并不是一个你可以在其中随便装什么东西的容器。他的困惑本身，来自他的社会环境、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对某种精神价值的最初领会。一句话，他已经是一种精神的存在、精神的状况。

    任何人，只要不否认这一点，就在一开始便能看到，关于大学本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可以被当代社会的现代性状况所消解的问题。

    大学教育的过程，究其实质而言，从它的第一个环节起，就处在“正在成长的精神”与“已然成熟的精神”之间的关系中。整个教育过程，即是这个关系的体现。大学，作为一个民族的思想事业的载体和科学研究的共同体，是在历史和传统中“已然成熟的精神”。并且，它只有作为这样的精神，才有真正的资格去迎接“正在成长的精神”。大学生，作为正在成长的精神，对于大学本来有着精神上的期待。

    对于教育的上述理解，在原则上否定了任何单纯功能主义的教育观。即使功能主义教育观把大学教育抬到很高地位，抬到了对于维护和发展整个社会来说是最重要的功能这样一个地位，它仍然是一种错误，因为它误解了教育的本质。

    单纯把大学看作是整个社会机体上的功能性器官，这就在根本上遮蔽了社会本身的精神维度。

    自从人类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从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运动中产生了大学教育作为文化精神传承与发展的基本方式。对于任何一个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民族来说，其社会生活的精神中心都发生了向大学的转移。大学不仅是近代以来所发生的科学事业的共同体，它还是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护者，即便它有时明确地采取了对本民族的某些传统的批判态度，它也还是通过这样的批判担任了精神家园的守护者。

    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凝聚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对于天人之际的领悟和体验，表达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自觉。这种生命自觉，历史地展开为中国的文化生命道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处在这一道路之中。这绝不是我们的不幸，恰恰相反，它证明了我们是一个有能力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的民族。今天的全球化进程所要求的一切“进步”，不应当被理解为我们从这个道路中的出离。

    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先进文化也不等于西方文化。在此问题上，疑惑正多，其实质是如何看待本民族的文化。我在此无法展开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但有一个基本认识，是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出发点，那就是：我们不可能以西方文化价值体系来重建我们民族的生命理想。汉语以及在汉语中凝聚的中国人的基本的人生体验和世界经验，使我们无法把西方的世界观内化到我们的心灵深处。中国文化精神源自中国古代贤哲所开启的智慧境界，是对体现在人民的生命实践中的大道的领会。正是在这种领会中，我们中国人始终是有“家”的，即使这个“家”在今天是多么严重地被遮蔽了。经济全球化不会导致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后者一定不会是人类的前景。所以，对包含在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思想和智慧的传承，应当是今日中国大学的重要使命。

    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乃是传承者和发展者与社会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和必要的张力。对这个必要的距离和张力的否认，就是对大学的否认。在这样的否认之后所剩下的东西，其实只是因循了“大学”之名称的高等职业培训所。

    这里并无危言耸听；平心而论，倒可以看作是对于目前正在发生的大学方向转变的一个事实性描述。如果一所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的价值，直接地由它曾经为社会所提供的职业人才的优秀程度来衡量，大学自然就卷入了市场的竞争之中，努力通过其市场效应而追求其声誉。这样的目标，将从根本上重组大学教育，其中包括专业科目的重新设置，教学计划和本科课程的重新制订，以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调整。

    我的看法是，必须抵制这样的重组，即使这样的重组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作为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它仍然必须被抵制。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适应性关系。在单纯的适应性关系中，大学所承担的反思社会、引领社会的使命就被取消了。

    大学担当反思社会和引领社会的使命，是一个民族自身的精神存在的证明。在我们今天这个由世俗化原则所规定的时代中，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存在的最大威胁，恰恰来自大学自身的现代性状况。被现代性状况所压抑着的东西，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而守护民族文化自觉的最后阵地，原本就是大学。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大学在它的现代性趋向中所包含的根本困境。

三、打破知识传授中的工具理性态度

    通识教育根本的意义，在于学生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形成和思想感悟力的提高。

    若愿意承认大学的现代性趋向是一种困境，那么，提出“通识教育”的意义，就昭然若揭了。我们准备用这个词做什么？一言以蔽之：寻回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

    无疑，大学教育是有专业区分的，专业知识的获取也肯定与未来的职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切都无需怀疑。问题的实质在于：知识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价值是否在知识的传授中被丢失了？知识是否成了一种货币般的东西，教学的目的就在于把它成功地放到学生的口袋里，以便使它在学生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其在市场上的兑现价值？这一切看来也没什么错，如果大学只是一种产业的话。

    然而，产业本身也有一个自身再生产的问题。知识会在如此的传授过程中被消耗殆尽。大学不得不转而求助于从外部去复制新的知识以作补充。这样，大学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科学共同体的生命也就消失了，而大学的真正自主地位也就随之丧失。

    为了阻止这一过程，大学的专业教育在其本科阶段，就必须从工具理性的教育态度中摆脱出来，在专业基础教育的领域中充分渗透对科学探索精神的展示。这就是说，应当充分理解到任何专业教育，只要是教育，其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活动。一切知识最深刻的基础总是思想和智慧。在这里，我们无疑可以看到，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一致性。

    为解决波粒二象性难题，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在量子力学领域中提出互补原理，这是有深刻的哲学思想作为其基础的。1937年，玻尔访问中国，中国的道家思想使他意识到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以至于他以太极图作为自己族徽上的图案，还在上面刻了“对立即互补”的铭文。这个富于意义的事例证明了中国的大学在自己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活动中，不应当忽视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的深厚基础。

    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不仅仅是一个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有意义的命题，对自然科学的教学也有同样意义。自然科学的学习，需要贯彻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而怀疑态度与批判精神的发源地，正是在中、西思想境界上的比较与会通。通识教育课程的设计，应充分体现对大学生的文化自觉的培养。

    对通识教育的意义，不应停留于皮相的理解。通识教育不仅是为了扩大人才概念的外延，强化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也不仅是为了培养学生具备一些良好的文化趣味。其根本意义乃是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形成和思想感悟力的提高。

    通识教育的探索任务艰巨，它意味着要在课程中寻找一种思想传承的途径，以便对专业教育的教学目标和方法形成一种范式渗透作用。

四、重建大学的文化自觉

    通识教育成功与否，将对中国大学在全球化中的国际地位具有深远影响。

    大学教育的主旨，在于培育能积极推动民族进步的一代新人。“一代新人”是领受现代文明之精神、在道德上自觉自律的独立人格，具有民族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又能够在平凡的工作中发挥其个性和才华，为社会的文明发展作出脚踏实地的贡献。因此，今天重提“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专家与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并不重合。术业有专攻，固然是重要的，但未必就能从中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天下关怀的人生态度和敢于怀疑、敢为天下先的批判精神。如果大学只能培养出与社会的多元职业结构相一致的各类专家，那么，我们民族的精神存在将不再可能在一个特定的人群中获得其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达。一旦民族的所有成员都被充分融入到社会的利益体系中去，社会的良知就将失去其表达器官，民族的命运将被无声地操纵于资本逻辑之手。

    当然，在大学之外，仍然可能生长出我们说的知识分子，但这将以民族文化精神的自我放逐为其先行的代价。大学在精神上的萎缩，其后果是可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需要真实的精神载体，这载体，在今天就是大学。

    大学通识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守护知识分子代代相继的可能性。而这个目标，在今天已被逐渐地遮蔽了。对大学的教学成果和学生的学习成绩的评价标准，已被纳入了学分制的轨道。这是一种单纯的功能主义的教学体制。要限制其弊端已经非常困难。因此，对于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法的探索，正是一条可以救治眼下的机械、呆板的学分制弊端的现实道路。

    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不得不在市场经济中获取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十分现实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与志存高远的人生理想相矛盾，绝不意味着他们将来仅仅是能够谋生或得到较高收入的专业人士。真正的青春饱含生命的热情，能够运用思想、提出理想并且为实现理想而从事生命奋斗。竺可桢先生当年说道：“诸君到大学来，万勿存心只要懂得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守护中国知识分子的继续存在，是理解大学推行通识教育意义的必要高度。通识教育成功与否，将对中国大学的前进和它们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国际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大学不是西方大学的预科，虽然势头未减的留学潮本身并非坏事，一个开放的中国当然要对整个人类的学术事业作出贡献。但是，在留学潮背后所隐藏着的中国大学的实际地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一个没有文化自觉的大学，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在根本上就是可疑的。如果我们更关注的只是大学的当下排名，却遗忘了在这种排名背后的真实基础，这将是令人感到悲哀的。任何一所大学，其国际排名的真实基础，都在于有一个卓然自立、具备文化创造力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这个群体能够为自己民族的文明发展、并仅仅因此也能为人类文明的进展作出贡献。

点评  “文化自觉”是一个哲学命题

熊思东（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学院院长）

    当下，有关“文化自觉”的话题不绝于耳，但将其与现代大学理念、大学通识教育相关联却鲜见。王德峰教授的讲演，就是对该命题的一次深刻探究。

    文化自觉作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来历、形成过程及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有充分的认识”（费孝通），不仅被认为是继承传统文化的通道、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桥梁，也可认为是一种新的执政理念。然而，文化自觉不会自然而觉，而现代大学必将“是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护者和民族文化自觉的最后阵地”。因此，大学不仅要成为“近代以来所发生的科学事业的共同体”，更应自觉地承接民族文化自觉的重任。为此，中国大学推行通识教育可能是“守护中国知识分子的继续存在”、“寻回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的根本之路。

    毫无疑问，文化自觉不仅关乎文化本身，也必定涉及大学教育，更是哲学命题。王德峰教授在复旦是肩负全面推行通识教育重任的复旦学院的副院长，是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思想者、践行人。其有关“文化自觉－大学理念－通识教育”的思考和实践，源自自然，系于自觉。其理论深度和实践宽维自可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