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历来与李白齐名，并称“李杜”。他们同处于盛唐时期，但是杜甫的诗歌不像李白诗那样体现着盛唐昂扬进取的社会风貌，而是凝聚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和沉重责任感。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时期的创作高峰，杜甫的诗歌则更多地对唐代（618－907）中期以后直至宋代（960－1279）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历史上的唐朝帝国在盛唐时期正值高度繁荣、空前强盛，但同时潜伏和滋长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帝国无可避免地走上政治昏庸腐败、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衰落之路。杜甫用如椽诗笔生动而深刻地记录了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过程，作品社会内容丰富并饱含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挚情感。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如历来为人称诵的“三吏”、“三别”，反映了唐朝由开元、天宝盛世转向衰微的历史过程和社会面貌。所以杜诗被后人公认为“诗史”。

杜甫像，今人蒋兆和绘。

    杜甫是唐初著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家学渊源深广，自幼好学，博极群书。他生在一个空前繁盛、蓬勃积极的时代，并在“奉儒守官”的传统文化家庭中成长，自然容易产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他七岁学诗，十五岁即因诗文扬名。二十岁起，过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的漫游生活，也曾赴洛阳应试，但以落第终。值得注意的是，年轻的杜甫在这个时期于洛阳与已过不惑之年的李白相识。二人结伴畅游，谈诗论世，结下深厚情谊。杜甫对李白推崇有加，写下许多感人的怀念之辞，如“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梦李白二首》之一）、“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梦李白二首》之二），情真意切，读之泪下。

    杜甫三十五岁时来到京城长安，希望自己的才华能够得到皇帝和权贵的赏识，以求仕进，但是一直得不到机会。他曾多次向权贵投献诗文都无结果。天宝十年，唐玄宗举行郊庙祭典，杜甫借机献上三篇《大礼赋》，得到称赏，但并没有因此被授官，直到几年后，才被任命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杜甫在长安困守十年之久，尝尽失意潦倒，甚至“困于衣食”。现实生活的困顿使得他对于下层贫苦民众有了更多的接触和理解。另一方面，他曾经为了维持生计而陪伴贵族们诗酒寓游，出入于高门豪宅，见到贵族生活的奢靡荒淫。贫富两种生活状况之间的强大反差激发了诗人强烈的不平之情，这在杜甫的诗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他在《丽人行》中描述长安富贵之家的妇人：“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这样的豪华是因为她们的身份高贵：“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唐玄宗对杨贵妃一门恩赐非常，封她两个姐姐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诗人在这里直斥政治的昏暗，更明白地指出这些权贵“炙手可热势绝伦”，我们这些平民“慎莫近前丞相嗔”，对昏庸奢侈的贵族满怀讽刺和怨愤。

《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代张萱绘，宋徽宗摹，辽宁省博物馆藏，再现了杨氏姊妹的生活片断。

    他在极有代表性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精辟深刻地表达出对现实的不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这种两极分化的极度不公使他愈加对生活艰辛、饱尝劳役之苦的百姓充满同情。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兵车行》中，表现了下层百姓不但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而且还要饱受兵役之苦，为统治者扩土拓疆的野心牺牲自己的年华甚至生命：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出征离乡之际，亲人生离死别的图景动人心脾，催人泪下：“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汉代乐府诗中讲述了一个老兵“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十五从军征》）的悲惨经历，而在这里，男子刚刚成年就被迫出征，年老之后还是不能逃脱兵役：“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统治者一心拓展疆土，而将人民视若草芥，毫无怜惜，乃至民不聊生，村落荒芜。对于被压迫的凄苦，人民却又不敢申诉，只能慨叹：“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兵车行》（局部），今人徐燕荪绘，中国美术馆藏。

    战争是造成人民生活艰辛的一个重要原因，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杜甫亲历动乱，奔波逃顿，写下了多篇痛国难、忧民生的诗作。“三吏”、“三别”是杜甫记述“安史之乱”的一组叙事诗。这组诗共六首，分别为《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具体生动地描绘了战乱造成国家的残破、人民的痛苦。“三吏”、“三别”沉痛控诉了兵役的残酷，以具体的事件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哀叹。《新安吏》记述了作者路途中亲见县吏征兵的场面：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为了平定叛乱，朝廷不断征兵，使本就饱受侵扰的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众多成年男子战死，轮到十几岁未成年的男孩、体弱头白的老翁被拉上战场，处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哀鸿遍野，山水为之痛彻，“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但是诗人又告诉人们不要再哭泣，因为即使哭得流泪出血、眼枯见骨，朝廷也不会改变它的冷酷无情。

    清代杨伦评价杜甫的“三吏”、“三别”说：“……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杜诗镜铨》卷五），这也可以概括杜甫的大部分诗篇特点。

    《春望》一诗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和重视，还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作者对国家和百姓深挚的热爱和痛惜渗透其中，一开头“国破”二字立时显露出国都荒废的凄凉。叛军攻破国都长安，大肆劫掠，纵火焚城，繁华兴盛的都城一时成为一片废墟，人民流离失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以拟人的手法生动地传达出触景生情的悲伤。战火久燃，远离家乡，与亲人音信断绝，四十六岁正值壮年的诗人竟然白发稀疏，简直不能用簪子挽成发髻了。而当他得到朝廷收复失地的消息时，又欣喜若狂：“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人的感情总是随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波动，他博大仁爱的胸怀在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诗篇中展露无遗。

《春望》诗意图，今人陈惠冠绘。

    杜甫晚年居无定所，携家漂泊，五十九岁病死于湘江的一条小舟之中。他一生命运多舛，生活艰难，时或衣食不得饱暖，后半生更是凄苦无依，甚至经历了幼子因饥饿而夭折的痛苦。但是他笔下流露出的并不是自伤自艾的一已之悲，而是忧国忧民的巨大痛苦。他在诗中深切地表达了对天下民生的忧怀，企盼人民能逃脱生活的苦难，自已所住的草屋被狂风卷破时还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表示若得偿此愿，则“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今成都杜甫草堂，是杜甫流寓成都时的居所。

杜甫在此过得数年较为安定的生活，其间其七言律诗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甫的诗作与时代关系密切，内容涉及唐代三朝政治、经济、军事、人民生活等问题，其中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处处浸透着真情实感。杜甫以儒者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为我国古代诗歌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杜诗在宋代以后受到广泛重视和学习，他被后人尊称为“诗圣”，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贤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