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发展到宋初，已经处于困境之中，面临着种种危机。这主要表现在儒学本身的僵化衰颓以及佛道之学的挑战这两个方面。

　　面对思想界的这种状况，宋初许多儒者清醒地认识到，佛道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思想观念是迥然不同的，佛道之学的盛行，构成了对儒家传统的君臣父子的伦常观念的巨大冲击，削弱了儒学的地位。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发展，儒学就会产生更大的危机乃至彻底衰败，儒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全面指导就无法确立，现实中的纲常秩序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为此，从北宋初到中期，儒家士人进行了复兴儒学的种种努力。宋初，柳开、王禹偁等士人继承韩愈的某些思想资料，抨击佛老，开启了北宋排斥佛道运动的先声。庆历前后，排斥佛道运动高涨，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儒家学者纷纷著文，从不同方面力排佛道之学，形成了一股反佛道的社会思潮。在这过程中，欧阳修、李觏等已注意探究佛道之学理论上的长处，认识到儒学自身的理论缺陷，提出了“修其本”的要求。由此，吸收佛道之学的思想资料与理论成果，构建新的儒学体系已是势在必然了。

　　庆历年间，儒学学风开始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士人们围绕复兴儒学的主题，力图摆脱汉唐经学拘囿于家法师法、沉溺于训诂考证的治学方式，大胆发疑，标新立异，形成了一股疑经惑古的时代思潮。

　　在宋初诸儒复兴儒学活动的基础上，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邵雍的象数学以及三苏父子的苏氏蜀学在北宋中期先后兴起。他们反省儒学危机，突破了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儒家经典中蕴含的大义。与此同时，他们在探究佛道之学长处的基础上，立足儒家而又广搜博采，兼收并蓄，充分吸收利用佛道之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在经过长期而艰苦的理论探索之后，新的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儒学走向复兴。

　　荆公新学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重要代表。荆公新学学者通过对经典义理的阐发，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较好地解决了北宋的时代课题，有效地回应了佛道之学在本体论上的挑战，实现了儒学的自我更新。在北宋中后期，荆公新学“独行于世者六七十年”，风靡一时，其代表性著作《三经新义》颁行后，就被作为全国学校的统一教材和科举考试定本，其他著作也多行于场屋，为青年士子所宗，影响很大。

　　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等理学学者力图建立贯通宇宙、社会与人生的理论体系，他们分别以“诚”“气”“天理”“数”为最高范畴提出了其本体理论，并通过对一系列范畴、命题的阐述，建构了较为完备的人性论与修养论。周敦颐由天及人的宇宙生成论、道德起源论与修养论，张载“太虚即气”的本体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以及“心统性情”“大其心”之说的提出，二程“天理”论的建构以及对“格物致知”的理学化阐释，都将儒学的理论思维水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苏氏蜀学学者长于经史文学，他们在改造佛道思想资料的基础之上也建构了以“道”为核心范畴的理论，并提出了颇具自然人性论色彩的“不当复有善恶之说”的人性学说，由此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之间在诸多问题上形成对立。而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之间也存在巨大的理论分歧。这样，几派学者之间互相攻讦，互相批判，又互相补充，形成了良性互动，推动着儒学不断发展与完善。

　　到南宋中期，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繁盛辉煌的新阶段。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活跃于学术舞台。他们继承北宋儒学发展的成果而又有所超越，在相互争鸣、论辩的同时又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吸收，思想学术领域呈现出一片兴盛景象。湖湘学派的性学理论体系，闽学学派的天理学体系，象山学派的心学体系，永康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提升、深化了儒学。其中朱熹更是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尽广大，致精微”，建构了包括天理论、人性论、修养论、格物致知论在内的繁富细密的思想学术体系。以朱熹理学体系的形成为标志，宋代儒学的发展已经趋于完备，儒学复兴的目标终于完成。从南宋中期开始，朱熹理学地位不断上升，影响不断扩大，最终占据了思想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并上升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社会数百年之久，在民族精神的塑造及价值观念的形成等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