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悠久的尊师重教的传统，《论语》这部伟大的著作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讨论教育、学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君子不器”等脍炙人口的语言都出自《论语》。韩愈进一步发扬归纳出名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教育第一个被倒置的关系就是“师生”。表面上我们承认学生是学校的主体，但实际工作中学生这个主体都被放在了次要的、从属的、依赖性的位置。主体的权利基本已都被悄悄地掠夺。结果是，作为主体的学生不知道自己到大学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何时何地和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举一例，很少有学生知道自己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拿到各门课程的学分，才能拿到学位证书。结果是，那些课程学习任务重，要求严格的老师在教学评估中会被学生给低分，而有学生不能按期拿到学位证书，着急的是他的指导老师，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首先会被认为是老师指导不力！中国高校执行学分改革近20年，但转专业学习、跨学科学习者很少，也很少有学生不能按时毕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体没有把自己放在主体的位置，总是安于接受既定的安排，很少有为了自己的兴趣，为了自己制定的目标挑战自身智力和体力极限的。

　　既然主体不把自己当主体，那么谁是主体呢？第二个中国教育中被倒置的关系是“父母与儿女”。“父母比孩子着急”是中国教育普遍现象，无论贫富，倾一家之力从幼儿园开始让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几乎是一切家长的宏愿。孩子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家长安排好的，孩子的表现只是为了给父母巨大投入所期待的回报以一个满意的回馈，更是为了赚取父母更大的投入，而这些投入不少时候超出了父母的经济承受能力。真正让孩子通过教育成为“人”所需要的错误、失败、挫折，则是满怀望子成龙、望儿衣锦还乡抱负的父母所不能接受的。我们的教育是地地道道的“避错教育”，而不是“发现教育”、“试错教育”。所以传授已形成的知识方法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学校教育的核心，而方法教育、思维方式的教育、知识创新的教育模式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实际操作中被家长和学校、老师淡化，甚至被忽视。

　　为什么父母会如此热衷教育，这是因为我们有所谓的“尊师重教”之文化，所以第三个被倒置的关系是“知识与文化”。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几位中国著名高校的校长居然不同意“怀疑一切”这个在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建立起来的科学和知识思考方法，理由是中国传统博大精深，我们有自己的思维体系。大家是学习工程学科的，我们的工作成果被群众使用，但我们的城市中有大量“有文化没知识”实际是“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工程。有一次儿子问我：“爸爸，什么是‘有文化没知识？’”我说：“就是这些工程被说成是体现传统文化，但却违背了今天的科学知识要求。”“那他们没读过书吗？”“当然读过。”我说：“他们都是大学毕业，但他们用传统文化代替知识思考。”“那传统文化不好吗？”儿子紧追着问。我说：“只是把它们当成文化，没有什么好与不好，但把它们强加给今天的人类，就不好了。”儿子说：“哦，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儿子是否真的懂了，但是我要说第四个被倒置的关系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太过推崇，达到了对如何创造现代文化、当代文化几乎不闻不问的境地。为什么近100年来，我们不努力创造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现代文化？因为我们沉溺于文化传承、知识传承，而不习惯于创造知识。所以我要讲的第五个被倒置的关系是“传统知识与创造知识”。很多时候，我们对老师总是用“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来证明什么，但英国哲学家培根却说“你并不能教给人们什么，你只能帮助人们去发现”。发现什么？未知的知识！解什么惑呀？告诉学生们“不逾规矩”的答案！这样的教育使我们不可能把创造新的知识、尊重知识创造者放到关键位置当成一种文化，我们不愿挑战权威，我们不愿听从心灵的呼唤去探索未知世界去创造新的知识。

　　那么麻木的心灵被什么左右了？被市场和高经济回报的技术学科和管理学科所左右了。这些学科专业包括如工程、设计、MBA、MPA等。尽管这些学科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地位远不如物理、数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但在实际社会中却受到热捧。

　　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被倒置的关系是“应用学科专业与研究性学科”，或者说是“应用知识与创造知识”。一些需要跨学科背景的职业性教育的研究生专业放到本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工商管理，它基本上是高校最热门的专业，远远超过经济学。实际上这个专业不应该是本科专业，工商管理专业本应面向的是有管理经验的学生。而创造知识的学科专业，总是被放到次要的实际被忽视的位置。由于我们不懂得创造知识比应用知识重要，因此从骨子里缺乏对知识创新的尊重。缺乏对知识创新的尊重，不仅仅是人们心安理得地使用和购买盗版软件；更加严重的是，我们也不可能尊重创造知识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谓的尊师重教，实际上只是表面文章，是无源之水。

　　（作者为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副主任，该文为作者在纪念深圳改革开放30周年暨深圳大学建校25周年中外教育与管理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