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他代表一些人上书，督促蒋介石，开放政权，实行立宪。

　　这是困扰冯先生一生的问题，实际上如果不这么解决，永远也就解决不了。

　　如果把冯先生摆在二十世纪的哲学家里来看，在这点上是没有人能超过的。

　　冯先生讲“旧邦新命”，“新命”你得有基础，你没有祖宗，哪里来的什么“新命”啊？

当　年

宗　璞

　　1938年春，父亲携带在衡山撰成初稿的《新理学》，经过长途跋涉，在蒙自作最后修订。

　　六月，母亲带领我们四姊弟，与朱自清、周作仁几位先生的家眷同行，自北平来滇，和父亲团聚。

　　蒙自的民居多有院落，木格窗可以撑起。窗下的白木案上摆着《新理学》书稿。父亲常坐在案旁，伏案工作。我们按照在清华乙所的习惯，不踏进书房禁地。这里当然没有书房，房间的一角，摆着白木书桌和一架书，书架由煤油箱搭成，也自然成了禁地。我们在房间另一半，无论怎样嬉笑，父亲总是充耳不闻。他自有他的哲学世界。

　　一天，胞兄钟辽得到一个光荣任务，为父亲抄稿子。《新理学》序中云:“到蒙自后，又加写鬼神一章，第四章、第七章亦大修改。”钟辽抄的便是这一部分，他很高兴，甚至有些得意。因为我和弟弟钟越仍不得走进禁区。

　　当时，蒙自有电灯，但电力不足，灯光很暗，钨丝只能呈红色。晚上工作常点煤油灯。记得父亲讲过“老婆点灯”的故事，说老婆点灯为省油，一次只放一点，岂知这样挥发得快，更费油。后来，父亲分析日军在侵华战场上兵力的投入，也曾用老婆点灯的比喻。

　　书稿终于修订完毕。蒙自有一家石印作坊，父亲决定，先印出石印本。送稿子那天，我和哥哥随去。石印作坊很小，地势低洼。店主看着我们说，冯院长好一双儿女。那年我十岁，哥哥十四岁。云南人说话一般都很文气，不知怎么，许多云南人都这样称呼父亲。父亲只顾交待印书，那是他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的儿女。

　　石印本印出了，取回了，它的纸张很坏，黄而脆。可是到底成书了。可惜我家无存。听说，人民大学石峻教授保存了一本。他过世后，便也找不到了。但它的模样始终在我心中。

　　《新理学》序中云:“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他希望自己的著作“对于当前之大时代，即有涓埃之贡献。”

　　我很崇敬父亲那一代学人。他们在无比艰难的情况下工作，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在精神上、工作上也要承受各种压力，应付多方面势力的干扰。他们终于能够使西南联大“内具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自由堡垒之称号”，至今为人们所称道。而且他们大都有领先于本学科的著作。

　　据记载，父亲工作繁忙，除授课外，一天要开不止一个会。就是这样，抗战八年，他写出了《贞元六书》，差不多一两年就是一本，形成了完整的新理学体系。《新理学》是《贞元六书》的第一本，也是新理学体系的哲学基础。

　　《新理学》于1939年5月，在长沙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41年至1946年，教育部曾举办六次全国学术著作评奖。1941年举行首次评奖，《新理学》获文科一等奖。理科方面获奖的是华罗庚的《堆垒数素论》。两人获奖后，华先生曾来家中看望，不巧父亲不在家，不然一定会有一番有趣的谈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故社长韦君宜在《敬悼冯友兰先生》一文中说，“在延安，有一次老同学蒋南翔向我介绍冯友兰先生新著的书《新世论》。他说，‘这书写得实在好，他自己不标榜唯物主义，但是这实在是唯物主义的，你看看那一章《谈儿女》，我们这些人写不出来。’我把这本书看了，完全同意老蒋的看法。”(《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他们没有政治偏见，能够看出书的真实价值。

　　父亲的书获得称赞和推许，也受到批评和非难。父亲从不以为意，他在批评与赞誉中前进。正如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的仪式上答词中所说，“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我将来要做的事。”

　　新理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向现代转型的一个路碑。它记载了中国哲学的努力和发展。现在《贞元六书》和作者的三种哲学史一样，不断有各种版本。人们现在读，将来也还会读。

二○○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西南联大学生、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潘际銮:

　　面对当前学术界存在的急功近利等不良倾向，要大力提倡扎扎实实搞科研，默默无闻做学问。

　　在这方面西南联大是一个榜样，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师们潜心治学。费孝通在昆明郊外写下《禄田农庄》等重要著作;吴大猷在昆明永丰寺装成了一套大型色谱仪，完成了专著《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潘光旦在昆明郊区村舍里写出《优生原理》等重要著作。冯友兰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他的哲学体系，写出了《贞元六书》，是现代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西南联大学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希腊哲学史专家　汪子嵩：

　　冯先生是用西方的方法建立自己哲学的第一人。他创立的“新理学”体系，把中西哲学给融合起来了。到现在为止，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中间，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位能吸收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

　　《贞元六书》中有一本《新世训》，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当时我们这些进步学生一般不喜欢。现在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冯先生确实有哲人的睿智和远见。

　　西南联大学生、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　许渊冲：

　　“新理学”体系的核心是境界说。冯先生主张提升人生境界，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从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的跨越。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很需要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重视礼乐教育，西方是重视体育和音乐教育。在礼乐的教育之下，培养出来的人可能不是强者，但他总是仁人、好人。冯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好处，是培养出来好人。

　　时间：2008年12月9日

　　地点：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访谈嘉宾：李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余敦康(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陈战国(北京市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胡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持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中华)

　　主持人:今天由哲学系和冯学研究会共同举办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纪念冯先生的《新理学》发表七十周年。冯先生自己讲过，“贞元六书”其实是一本书，是以《新理学》为主的一个完整体系。七十年来，《新理学》以及它所代表的冯学经历了中国的风风雨雨。这期间，对《新理学》的评价也有很多。今天除了到会的，还有几位西南联大的前辈，因为年纪都比较大，就以书面发言的形式参与进来。下面就请大家发表高见。

一

　　牟钟鉴:《新理学》是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写的。当时大家在政治上称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那在学术上怎么称呼呢?我提出一个“学术殿堂”，看看可不可以这样说。西南联大也是一个学术中心，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所以大家提起西南联大，就感觉非常自豪。其中的办学经验，我们应该很好总结。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中坚人物。“中坚人物”这样一个定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政治上，我评价他为“坚定的爱国者”。有这么几条材料足以证明。一个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很感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一种很强烈的爱国热情，是写不出来的。我自己读碑文，总觉得热血澎湃。里面讲到“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气势磅礴。1948年冯先生从国外回来，那时候什么状态？很多人往外跑啊。但是冯先生坚定地要回来。他引王粲的《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胡复可以久留”，这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伟大的爱国者。

　　其二，在人格上，“刚健中正”，这就是冯先生。1942年6月份，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想要以他自己的教材为主，把几个大学教材都规范化。冯先生就联合了一批教员说，我们西南联大有自己的传统，不能一个模式，所以不能改变。1943年，他代表一些人上书，督促蒋介石，开放政权，实行立宪。儒家有一个精神——“事君以道，不能则止”，在君以上，还有一个道。你(君)符合这个道，我可以和你合作，你不符合这个道的，不能则止，我不合作。

　　其三，在学术上，我觉得，他是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开一代学术新局面。抗战八年，西南联大是他做学问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以前，有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这以后，有新的《哲学简史》，还有《哲学史新编》。在这期间，是“贞元六书”，一年写一本，很快，这六本书就出来了。“新理学”我觉得应该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的探索，把中国古典的哲学和西方古典的哲学相结合的一个很有水平的成果。他是把一种理性主义哲学给发展了，而且建立了一套体系，把新实在论和宋明理学结合起来了。

二

　　主持人:牟先生谈得很好，有理有据，很有启发，请大家继续谈。

　　李真:我来说两句。冯先生终身学术活动围绕的一个主轴，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如何理解和解决这个冲突，如何在这个冲突当中自保，或者得到发展？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冯先生的“新理学”“贞元六书”，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问题经过长期思考的一个回答。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要现代化。所以我很同意刚才牟钟鉴说的，他是融合了中西文化，吸取了东西文化的精神。

　　新实在论给了冯先生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受到了西方柏拉图的理念的影响，从柏拉图的“理”世界、“真际”世界，相似地表达出一个“理念”世界。冯先生有“理”，还有“气”，冯先生的“气”是什么呢?大家注意了没有，冯先生给了我们一个迹象，让我们去追溯，就是两个中国字叫“麦特”，“麦特”就是“matter”，就是物质的“质”。“matter”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讲的“质料”。他(冯友兰)论述这个“质料”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这和亚里斯多德如出一辙，这也是吸取了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可是还有一点很少有人看出来，冯先生还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冯先生不仅用到了黑格尔的正反合的模式分析问题，还提到了一个黑格尔的“理念”论与“新理学”的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共相和一般如何联系起来，虚无缥缈的“真际”怎么影响到实在世界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说到了“具体的共相”一说，这样就把个体和一般沟通了，把具体和抽象沟通了。这就是“理在事中”。这就把“理念”论之于“新理学”的基本矛盾给解决了。这是困扰冯先生一生的问题，实际上如果不这么解决，永远也就解决不了。这在柏拉图那儿解决不了，在任何客观唯心主义那里也解决不了。

　　冯先生是一个真诚的哲学家。什么是真诚的哲学家?他一生追求哲学真理，至死不渝，屡经挫折，绝不中断。我这里提出两个例子。

　　一个是他提出“抽象的继承法”。什么是“抽象的继承法”？冯先生认为过去的文化当中有值得吸取的东西，不应该一概否定。从今天来看，就是我们要以批判地继承我们文化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和文化虚无主义对立。而文化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当时，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一片打倒旧文化的呐喊声中，有谁敢提出这个论点？是冯先生。第二是所谓“教育革命”。“教育革命”时，提出一个革命的豪言壮语叫“放下书本，拿起锄头”。冯先生这个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树立一个对立面》，提出:我们哲学系的学生，还是要以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为主，学习哲学文献，掌握这些文献，为将来的工作打下基础。

　　牟钟鉴:就是要培养哲学理论工作者，不是一个普通劳动者。

　　李真:对，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陈伯达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判冯先生，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冯先生。冯先生明知道他这个文章提出来要受批判的，所以他的文章就叫《树立一个对立面》，这是何等巨大的勇气！

　　关于新实在论我再做补充。新实在论的论点，冯先生很多是不同意的。新实在论把哲学和科学混为一谈，认为都是应该用实证的方法来解决的。冯先生不赞同。所以笼统地说冯先生是结合了新实在论和宋明理学是不够准确的。

　　主持人:这个观点是冯先生自己说过的。

　　李真:这是冯先生作检讨的时候说的。

　　胡军:但他讲的方法是一样的。

　　李真:方法当然是一样的。

　　余敦康:这儿我来接着说。我觉得，现在纪念冯先生《新理学》发表七十周年，实际上“新理学”这个体系，不要从哲学上去说。给我的感觉，李真说的不是，胡军说得也不是。 (众人笑)

　　胡军:我还没有说呢。(众人笑)

　　余敦康:不要从哲学角度来说，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纯哲学的问题。

　　牟钟鉴:你这是“树立一个对立面”。(众人笑)

三

　　余敦康:我们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冯先生在整个20世纪哲学史上做一个合理的定位。只在哲学上争来争去，那只是学者之间的窝里斗。窝里斗斗了这么多年，冯先生遭到好多误解啊。就把我们冯先生的真正地位矮化了。现在说我的，好不好?

　　我们得把时间推前，看看抗日战争到现在七十年来，我们中国到底走了什么路。冯先生那时候，是“贞元之际”啊，“贞下起元”啊，中国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是不是要灭亡了，中国能不能复兴，这是个大问题。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出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1934年，陈序经写了《中国文化的出路》，明确地提出“全盘西化”。过了一年之后，王新命、萨孟武、陶希圣、何炳松等“十教授”提出“中国文化本位”，反对西化。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搞一个“新生活运动”，号召尊孔读经。也是这个时候，冯先生从北平跑到后方，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思考，这就是“新理学”产生的背景。你说走哪条路?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新生活运动?冯先生提出他的看法——“中国到自由之路”，这个看法就是“新理学”，“新理学”回答的是这个问题。哪是柏拉图啊，新实在论啊。

　　“新理学”是一个体系，关键是提出一个中国到自由之路，中国怎样从传统走向现代化。既不能走全盘西化的路，也不能走中国本位的路。冯先生说得很清楚，他的新实在论也好，“新理学”也好，总而言之，单定一个主题，就是一般和特殊，殊相和共相，就是“别共殊”，中国必须现代化。

　　牟钟鉴:这是共相。

　　余敦康:冯先生是在考虑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提出“中国到自由之路”。我们中国人必须走哪条路呢?沿着我们自己的那条路走下去呢，就是我们的民族本位，这是走不通的。必须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不是学习西方所有的，而是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共相。如果把冯先生摆在20世纪的哲学家里来看，在这点上是没有人能超过的。

　　牟钟鉴: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余敦康:对!牟钟鉴:就是殊相和共相的真实问题。

四

　　主持人: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排斥“新实在论”、“柏拉图主义”等的讨论，因为从冯先生的治学上来看，冯先生的“新理学”的确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精华。

　　余敦康:这是不错的。

　　主持人:新理学是个新的创造，就是冯先生讲的，“接着讲”，不是“照着讲”，“接着讲”就是创造性。冯先生的“新理学”之所以能够立足，并产生重大影响，其原因之一，它是真正的中西的结合，古今的结合，跳出了我们原来传统的框框。我觉得，冯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近代化、现代化，对中国哲学转型作了一个全新的诠释。

　　冯先生为什么做“贞元六书”啊?陈岱孙先生曾经问过冯先生这个问题，冯先生对他说了一段话。就是《新原人》自序里面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民族国家，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为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所以，冯先生写《新理学》是带着一个使命感的。刚才余先生说得很好，它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如果只抓民族性，看不到时代性，那就是本位文化。如果只抓时代性，而看不到民族性，那就成为文化的虚无主义，民族性和文化性都是不能丢的。

　　余敦康:如果丢了，那就叫数典忘祖。

　　主持人:冯先生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好，既不忘记祖宗，又不忘记要发扬光大祖宗。冯先生讲“旧邦新命”，“新命”你得有基础，你没有祖宗，哪里来的什么“新命”啊?

　　余敦康:对，那是最主要的。

　　主持人:我们今天纪念冯先生，就要学习冯先生在《新事论》里所说的“真正的中国人，过去建立了一个伟大中国，将来还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这就是冯先生的使命感。我记得，张岱年先生在冯友兰墓碑落成仪式上曾有一个精彩的演说。其中谈到:“贞元六书”的哲学体系，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或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将沿着冯先生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余敦康:冯先生提到，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张载说的，《太和篇》，和谐，这是往圣的绝学。这个“往圣绝学”有什么用呢?为万世开太平。把中国的和谐思想推广到全世界，这是中国最高的智慧啊。

　　牟钟鉴:冯先生对这个世界最后的遗嘱，就是这个世界不能“仇必仇到底”，一定要“仇必和而解”。中国哲学和西哲都要为世界未来走这条路做贡献。

　　余敦康:这是继绝学继来的嘛。

　　主持人:这个说得非常对，但我们已把它丢得太久了。

　　牟钟鉴:我们丢了，我们丢了多少年，又捡回来，马上就显示出它的生命力。(陈战国推门进来)

　　余敦康:现在我从广的、大的方面，来给冯先生在现代中国百年来的历史上作一个定位。不是从纯哲学上看，哲学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同于全盘西化派，也不同于中国文化本位派，而是走更适合于中国特色的那一派。有“中国特色”是冯先生“旧邦新命”里一个最核心的思想。冯先生很直接地指出了这一点。

五

　　主持人:陈战国，该你说了。

　　陈战国:我来晚了，也没有听见各位的高论，我自己随便说一点。冯先生，对中国哲学贡献非常大，他的书谁都看得懂。

　　现在大家都说儒家，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老是讲“心性”，从王阳明到现在的牟宗三，好像儒家就是“心性之学”。现在国内有些中青年学者认为它讲得好，因为它哲学味儿浓，它和西方现代哲学，像存在主义、现象学比较靠近，所以很喜欢这些东西。但儒家的真精神，还是冯先生说的。冯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有一个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被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笼罩着。中国的精神是有这么一个大的精神笼罩着，他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怎么体现呢?你不关心人民，不关心百姓，不为万世开太平，不为生民立命，那还叫什么“儒家”?

　　冯先生在哲学上我觉得最大的贡献有几点。第一点，就是《新理学》，《新理学》最大的贡献是它的方法论。就是，从西方学了一些手指。蔡元培先生到美国和他们讲，你们来美国，不是学这个，学那个，是要学那点石成金的手指头，要把那手指头带回去，不是说带些金子回去。冯先生理解，这个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就是理性分析，即西方的理性主义的理性分析。什么新实在论啊?不过新实在论在这方面用的比较充分，所以冯先生就用这个东西。实际上，他是接受了实用主义理性分析这样一种方法来“点”中国哲学。

　　第二点就是冯先生在《新原人》中建立的境界论。中国哲学，不管儒家、佛家、道家，都讲境界，讲人生哲学，不讲境界，那不叫人生哲学。但是之前他们一是不明确，二是不系统，到冯先生这儿，系统了。系统地把境界论建立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第三点，就是《新事论》。我们这个民族怎么走？走现代化。冯先生有一句话，当然是讲文学的，但是我觉得普遍地适用，“现代化可，西化不可”，我对这话印象非常深。冯先生时时关切着中华民族的命运，时时关切着中国文化的命运。后来冯先生写七卷本(《新编》)，我始终把它当成是《新事论》的后论来读。它讲了哲学的历史，同时它还是一个历史的哲学，它是用哲学去讲历史，尤其是近代和现代部分，充分体现了《新事论》中的一些思想。比方说第七册里的“仇必和而解”。你把江山打下来，这就是到了底了，完了该“和”了，不能再“斗”了。再“斗”就把自己“斗”乱了，一个国家是这样，整个世界也是这样。

　　还有一点，要“举一事而求理”，不能“设一理而限事”，这也是张载的话。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设一理而限事”，说我们马克思主义怎样怎样，教条主义也好，你把它叫成左派也好，它总是觉得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原因就在于它那先设了一个理。这个理，还是个主观的理，它限定了你去做事。所以有人问我，你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说，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哪个解决得好，哪个就是马克思主义。

　　牟钟鉴:这是实事求是。

　　陈战国:所以，冯先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们说看一个人，主要要看他的思想。孔子生前做过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传下来的是他的论语，是他的思想，滋养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至于他生前喜欢吃什么，喝过什么，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主持人:胡军，你来说。

胡军:听了老前辈的发言……

　　余敦康:这里不止一个老前辈，都是老前辈。(众人笑)

　　胡军:今年是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冯先生《新理学》发表七十周年。我在昆明参加第八届冯学研究会，参观西南联大遗址，对我很有震动。

　　开幕式上，我说我参观西南联大有两种激情支配我。第一种就是爱国主义。我看了西南联大的碑文，其中有一个写了“诗人的天赋是爱，爱自己人民，爱自己祖国”。当时的西南联大，不管是教授、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这样。

　　第二点就是学术研究至上。西南联大如果没有学术，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当时梅贻琦有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什么是大师?学问好，学问大，这样的人，西南联大确实有好多。就是这么两点。

　　那么这两点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两点密切相关，西南联大中国最好，好在什么地方呢?抗战期间，很多人上战场拿起枪打日本鬼子。而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拿起笔，为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作研究，这是一种很长远的眼光。打完日本鬼子，中国怎么建设?大学必须讲求学术自由。要让像冯先生这样优秀的教授，独立思考，系统思考。我们中国未来的发展，经济建设是一方面，文化建设同样重要。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学术。

　　冯先生关注的东西，现在都成为我们学术界热点讨论的话题。什么“照着讲”、“接着讲”，比如说“抽象继承法”。冯先生很强调问题意识，他知道当前的社会，人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接着以很简捷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一点我本人做不到，没有冯先生这个眼光。另外就是他系统地思考。“贞元六书”每本书都二十多万字，很有系统性。

　　牟钟鉴：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很有深度。非常有深度。

　　主持人：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罗容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