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学史，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部当代思想和心灵史。当代人评品历史上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时，无不打上当代文化和思潮的烙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当代人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抗战期间，人们是如何评品历代文学，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文学生态和价值观念呢?这是文学研究者颇感兴趣的问题。细读当时的报刊，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文化人经常拿文学史上的大家名作来说事，其中就包括辛弃疾和辛词。

　　考察辛弃疾及其词在当时的影响，我们可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是专著。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抗战时期专门或有章节评述辛弃疾的专著有陈安仁著《宋代的抗战文学》和缪钺著《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也于1944年再版。二是当时的国文教材。据当时的词学研究专家杜呈祥说:“在中学的国文教科书和大学的国文教材里面，都少不了辛弃疾的词。”可见当时辛词被推崇的程度。三是报刊文章。报刊是当时的主要新闻媒体，是广大民众兴趣的反映，最能及时鲜活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心理和民生状态了。我们的考察也主要是从这方面入手。

爱国志士与民族英雄

民族危亡之时，文人学士们满怀爱国情怀，希望英雄豪杰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提起辛弃疾，这一时期人们用得最多的两个词是“爱国”与“英雄”。

　　辛稼轩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智勇兼备，且事功卓著。论谋，杜呈祥发表于1939年的《“山东忠义军马”时期的辛弃疾》中说:“‘美芹十论’可以说是当时南宋人士所持对金主战论中最正确而完美的军事理论，不仅指出了金人之可伐，而且提出宋人应具备的条件，正合着孙子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原则。可惜当时南宋当局不能采用，收复中原的机会便错过了。”论功，杜呈祥总结辛弃疾在南归以后的政绩，有三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是平茶寇;二是整顿湖南乡社;三是创立“飞虎军”。对于这三件政绩，杜呈祥作了高度评价:“从这三件事情，可以看得出辛稼轩是一个有才干，有办法，有魄力的政治军事人才，他在任期间，经常是保持一种敢作敢为，不避劳怨，勇于建功的积极作风。”这个评价肯定和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反映的却是一个时代对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的渴慕。

爱国之词与英雄之词

　　对于稼轩词，当时也有许多评价。比较集中的观点是，辛词是其英雄生活的真实反映，是爱国之词、英雄之词。

　　当时人最佩服的就是辛弃疾不为文学而文学，不把作词人当作人生目标。正如杜呈祥指出的那样，“无论他在文学史上成就有多大，在本质上，他并不是一个‘为文学而文学’的词人，而是一个有文学天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李雄也说:稼轩“既是一位爱国志士，又是一位英雄人物，其平生志趣与最后目的，自然要在国家民族的大事业上求发展，总期能及时恢复中原，完成统一富强的中国，绝不想以‘词人’的姿态出现于天下后世之前的。不幸他的志愿终未能偿，于是满腔忠爱孤愤之气，不得不向文字方面去求发泄，到了后来且竟不得不以文字来求解脱了!我们今天虽以‘爱国词人’与‘英雄词人’来尊崇他，但在他看来，这毋宁是他最大的不幸与最大的悲哀!”

　　关于辛词的风格，李素说:“他扩展了词的范围，使之大无不包，不限于闺情别恨了。他具备了各种不同的风格，所写的词都是那么的得心应手，自然流泻，各尽其妙。”对于辛弃疾词的特点，杜呈祥总结为以下几个特点:“真能作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程度。”“善于镕铸古书中的语句和驱遣口号。”“辛词的最大的特色就是众所公认的特色，是在形式方面，表现出豪放雄健的风格，在内容方面，类多抚时感事，写有政治意识和民族思想在内。”

时代的契合与现实的眼光

　　从学术本身来说，抗战时期的辛词研究成绩并不特出，而且当时的人也不太在意他在词史上的地位，因为他们并不主要把辛弃疾当作一个词人来看。他们在意的是，身处民族危机中的人们能从稼轩身上学点什么精神和力量，毕竟时代背景有某种契合之处。李雄在《“爱国词人”与“英雄词人”辛稼轩》中评述了一番辛弃疾的爱国思想和英雄事迹后大发议论:“凡我忠爱之士，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我们虽不能作稼轩之词，却不可无稼轩之志;不为忠贞即为叛逆，不为英雄即为奴役，诵稼轩‘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及‘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之句，真不胜感慨系之。”此文作于1940年。我们感兴趣的是，作者竟然借题发挥，借辛弃疾评论时政，借古人说当下，以此来鼓舞士气、提升民心。这实在是特殊时代文学评论的有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