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是传统文学前后演变的中介，更是正统文学向市民文学转变、雅文学向俗文学转变的桥梁，我们从中晚唐文学中出现的许多“小人物”形象就能看出这一点。所谓“小人物”，是指与传统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士大夫形象不同的普通人物;有关人物的生活内容的描写，不再集中于政治生活而是转向世俗生活(尤其是爱情生活)。

　　最值得关注的是中晚唐传奇中出现的小人物。传奇在唐代文学中是新兴的文体，与市民文学距离最近。它属于叙事文学，自然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写得最出色的基本上是小人物。如《李娃传》中设计抛弃郑公子之后又舍身救助濒临绝境的郑公子的妓女“一枝花”，《柳毅传》中为落难龙女而赴龙宫报信且不愿“领赏”的落第书生柳毅，《昆仑奴》中为成全少主的爱情而冒险劫取一品勋臣家女伎的家奴等形象，都是一些地位不高、节行超凡、才能出众的人物，作者将其作为正面人物加以刻画，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学趣味。后来的戏剧和小说等通俗文学，深受中晚唐传奇的影响，不少名著就是在改编唐传奇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在题材和人物形象上与其渊源甚深，如《牡丹亭》把柳生的地位下移，颇与唐传奇中的人物相仿佛。即使是宋词这种抒情文学，由于同属市民文学，兼之时代较近，也多受唐传奇沾溉，如宋词多次用“蓝桥”的典故，与裴铏《传奇》中裴航、云英的故事有关。晏殊词多次出现的词句“不如怜取眼前人”，则化自元稹小说《莺莺传》。至于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直接歌咏唐人传奇中的故事，与唐传奇的关系就更直接了，并成为传奇与戏曲小说的一个中介。

　　词是在中晚唐时期兴盛起来的一种新的抒情文体，也涉及到人物形象的问题，只不过词中的人物形象体现为抒情形象。就词中的抒情形象而言，基本上是才子佳人，与此后戏曲小说中出现的才子佳人形象同属一个类型，如张泌《浣溪沙》中出现的人物:“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在这首被鲁迅先生视为描写盯梢的作品中，人物“佯醉且随行”的举动，颇接近《李娃传》中郑公子的行为，无论是“佯”还是“诈”，都有些狂而俗的味道。韦庄《思帝乡》词中对爱情的世俗化表达:“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在柳永词中则表露为“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少年，光阴虚过”的生活向往，到了《西厢记》发展为对“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渴盼。就人物对情爱的张扬态度而言，词、曲是前后相承的。

　　中唐开展的古文运动也创造了许多小人物形象。柳宗元不少传记类散文为小人物立传，一改以往多为地位较高的人物作传的传统，如《宋清传》中取财济世皆有道的药市异人、《种树郭橐驼传》中种树有方的郭橐驼。虽然这些作品带有一定的寓言色彩，但从人物形象的描写和作者的寄意来看，现实气息还是很浓厚的，人物的性格是鲜明的。作者礼赞这些小人物的品行与智慧，在创作思想上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平民性。这对后来的古文影响很大，如宋人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为勇斗敌军的老妪立传，颇与柳宗元《童区寄传》的思想相通;甚至明人魏学洢《核舟记》、张岱《柳敬亭说书》对各色人物才艺的刻画，皆堪与柳宗元继武。

　　受中唐古文运动和传奇的影响，中晚唐诗歌中的叙事因素大大增强，出现不少优秀叙事诗，这对中国古典诗歌来说是一大发展，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后来的市民文学。中晚唐叙事诗一改以往诗歌传统，不再以士大夫形象为抒情主体，而是大量抒写小人物形象，有些形象成为后来词曲、戏剧小说中的人物原型。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杜牧《杜秋娘诗》、《张好好诗》、韦庄《秦妇吟》等作品，在写小人物命运的同时或者寄托文人的身世之感，或者折射时代风云，在艺术构思上对宋词将身世之感与艳情融为一体，和《长生殿》、《桃花扇》等戏剧将历史风云与男女爱情融为一体，也有不小的启发。

　　以上强调中晚唐文学中出现的小人物形象，并不是说以前的文学创作就没有这类形象，而是指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体现出的新思想、新情趣，并在后来的词曲、戏剧、小说等通俗文学中发扬光大，因而蕴涵着丰富的文学史信息。虽然这些作品的作者还是文人士大夫，但其思想性格与创作情趣都已经向市民阶层倾斜了。这无论是对后来的诗文，还是词曲戏剧小说等，都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