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繁荣的基础上，针对文学创作的实际而发生、发展起来的，有着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及理论体系，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踵事增华，呈现出了越来越丰富的内容及理论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相始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每一理论、范畴的提出，都有其深刻的文学背景，并且在后代文论家的阐释、运用中，意蕴趋于丰富，不仅切合于其时的文学创作，亦发挥批评、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得中国古代文论呈现出一个动态生成的自足状态。因此，针对古代文论的这一特点，笔者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三重境界，全面观照，深入研究，发掘古代文论的独特的内蕴，从而建设关注文学创作实际、具有民族独异性的现代中国文学理论。

　　首先应该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古代文论，是针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而发生、发展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因此，研究古代文论，应注意考察范畴、理论(当然也包括文学现象及批评现象)所产生的具体环境，并且进一步探讨其内涵，理解其意蕴——此乃文学生态“还原”的境界。如此，则需要以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法来作深入的研究，正如陈寅恪所说，应具有“了解之同情”——“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这种文学生态还原，是理解相关文学理论及批评现象之原初内涵及意蕴的基础，对于探求理论之发生、内在生命活力以及与文学创作实际之互相影响之关系，大有裨益。如对孔子所提出“绘事后素”的理解，就有必要“还原”——乃孔子观画的直接感悟而以之论诗，由此则可以探讨这一概念的两种意义指向及其在画论与文论中的表现，彰显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

　　其次，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及理论一经产生，就具有了独立性，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累加了一些新的认识、新的内容。这一“层累”的过程，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世文论家根据其时的文学实践，批评、总结，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实则体现了对当下文学的体认，关系文论新思想的建构。就概念、范畴及文学理论来说，沿袭了前代的，就其内涵而言，则注入了新的内容，可以说是“旧瓶装新酒”——当然，这“新酒”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注入的。这一“层累”的积淀过程本身，就是对古代文论的丰富和发展。为了探研古文论的内蕴，就要有一个“剥离”层累的境界——即作为现代研究者，对一些概念、范畴以及理论在后来不同时代及不同文论家的发展中，层累地增加了哪些新的内容，这些“新”内容与其相关时代、阐述者处于怎样的关系，这也关系到后代文论建构及文学实践的深入探讨。如，唐人评论唐诗唐文，属于当时代的批评，所提出的概念、范畴、理论有其特定的内涵，以期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而宋人评论唐诗唐文或明人、清人评论唐诗唐文，他们受其时代思潮、文论思想以及本时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对唐代所提出的概念、范畴、理论便有了自己的体认，与其原初意蕴既有延续性，但又赋予了新的内容，这一层累增加的蕴涵，也许不太符合其原初意蕴，不切合唐诗唐文本身，但却契合宋、明、清的文学创作实际，属于当代性的文学批评。因此，剥离层累的积淀，就是探讨宋人、明人、清人的当代性文学批评的过程，既是对范畴与理论的“还原”，也是研究、体认宋、明、清人的融通创造的过程。

　　其三，乃“综合创新”的境界。在“还原”与“剥离”之后，结合概念、范畴及理论的原初内涵及层累的丰富发展，探讨这一范畴、理论所应具有的蕴涵及价值，并以现代学术理念予以深入地解释、阐发。每一个研究者必然受其时代的影响，在“还原”与“剥离”之后，以现代知识结构、学术素养对古代文论做出自己的阐释，并以之来批评、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如王国维在对传统的意境理解基础上，提出并阐释“境界”范畴，用审美主客体的关系来看待、解释传统的情景关系，倡导审美主客体的互相结合而形成文学的意境，并且进而论述了“有我”、“无我”、“主观”、“客观”、“造境”、“写境”、“理想”、“写实”、“优美”、“宏壮”等理论，赋予了旧有的意境说以新的理论生命力。

　　质言之，这三重境界是逻辑层次的区分，只是便于古代文论的研究——从古代文论的研究群体来看，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和发掘古文论的理论生命力;从研究个体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当然，古代文论的研究，是要为建设现代中国文论而服务的。要求转换与创新，必然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我们吸收外来的文学理论，其目的在于壮大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否定自己、贬抑自己。所以提出古代文论的三重境界，倡导综合创新，其立足的根本则在于正确理解古代文论，吸收外来文论的精华，熔铸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国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