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元明之际的历史与文学，就不能回避当时文人对待元明二朝的态度及其心理问题，而这些又往往影响到文学创作的特征与文学观念的内涵。

　　在现代学术史上，史学界与文学界的主流观点一般均认为明王朝取元而代之得到了文人群体尤其是江南文人群体的拥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合乎历史事实，但情况又并非如此简单，比如同出于金华学派，宋濂应招而辅佐朱元璋，而戴良却誓死效忠元蒙政权而不肯臣服于新朝。当代史学界有人对元末明初的江南士人之境遇做出具体考察后说：“总之，元末的江南士人，不论伊始依附张吴政权的，或参加朱明政权的，乃至超脱于元末群雄之间的，他们都在相当程度上怀念元朝，而与朱明政权格格不入。”似乎元代的江南文人对元朝廷充满眷恋的深厚情感。

　　如果认真对比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的易代状况，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明末士人起兵抗清者不在少数，殉节死国难者亦比比皆是，而降清出仕新朝者不仅数量甚少，而且还要遭受舆论的责难并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看一看钱谦益与吴伟业对自己失节行为的反复辩解与沉痛悔过，就可知道当时士人整体的遗民情结有多么深固。后来经过现代学者的细致考证，元代进士仕明的共37人，只有2人属于被迫；在这仕明的35人中，南方进士23人，北方12人。这些仕明的前元进士，虽然说不上欢天喜地地进入新朝，甚至许多人依然心存种种忧虑，但并没有表现出对元蒙政权的特殊情感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总而言之，关于遗民问题，元明之际表现出了更为复杂的状况。

　　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从现存的元代历史文献中，当时的士人对元蒙朝廷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怨恨与对抗，并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元蒙时期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对文人的宽容甚至优待。这种观点当然是言之有据的，因为凡是阅读过一些元代文人别集的，的确很难找到对元蒙朝廷的对抗与揭露，即使有一些不满与怨气，也大都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不是针对朝廷。在留下的诸多被元代文人所书写的文献中，甚至处处流露出对元蒙朝廷的歌颂与感戴。因而根据这些文献就会得出诸如元代重视程朱之学，书院教育非常发达，政治环境相当宽松，儒学受到朝廷推崇等等。

　　但这些果然是历史的事实吗?

　　比如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文人做官只能由吏员开始，这是被后来许多历史研究者所指责的一种举措，认为这断绝了文人的仕途，理应是当时文人所痛心疾首的。可是只要你读一读许谦的《代人上书补儒吏》一文，你就会感到吃惊，他居然说：“夫取材于学，周制也。选官于吏，汉法也。由儒入吏，由吏拜官，则兼周汉之任人。然则，今之为吏者可谓贵，而士之生斯世可谓幸矣。”在许谦的文章中，这由吏补官的制度成为兼周汉之长的完美体制，甚至感叹“士之生斯世可谓幸矣”。这到底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呢，还是近于无耻的虚假吹捧，其实是值得深入辨析的。作为历史研究的最基本证据的文献记载，其阐释的原则取决于文献生成的语境。元代正是一个以武力征服为特色的王朝，文人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在面对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朝廷时，必须讲究言说的方式，这应该是当时士人都心知肚明的。

　　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是出于主观的臆测，而是拥有坚实的证据。戴良是元末一位对朝廷忠心耿耿的文人，但即使如此他也不能不考虑言说方式的问题。他在《论王圭》中总结谏君之道说：“善谏者常不攻其蔽而惟导其明，使之自悟而已矣。”他在另一篇文章《谏官箴并序》中回答了何以要不攻其蔽而须导其明的原因，“自非至公至明之君，孰能乐听之哉?”可见讲究谏的方式就说由于面对的并非明君，所以他进一步总结说：“讽而不迫，我言斯听。陷而不避，我其陨命。勿谓逆鳞，可得而批；折槛而谏，或以为过。勿谓鲠骨，可售吾直；断鞅之谏，或以为过激。”原来惟导其明是能够使对方听得进去，而不攻其蔽则是担心“我其殒命”，于是在中国文人被传为美谈的“折槛”、“断鞅”之谏在此被引以为戒。

　　无独有偶，金华学派的另一位重要文人王祎也写有一篇《原谏》，立意与戴良大致相近。戴良与王祎们一再考究谏之方式，当然不是毫无目的的，起码在他们的心目中当时的皇上已非明主，而在言说政治时必须采取恰当的表述方式以免引火烧身。推而广之，如果将元代文人对朝廷政策举措的议论均视为谏言的话，就可以将戴、王二人谏君之道的话作为解读他们所留下文献的一把钥匙，那就是：当他们称颂朝廷的某种优长时，你不必认为是朝廷已经在实际上做得很好，而是这些文人诱导朝廷的一种良好愿望而已。在元代的官方文献与高文典册中发现不了对朝廷的不满与怨愤，也不必就理解为文人们已经对朝廷的政策完全满意，已经与朝廷没有任何心理隔阂。

　　研究元代文人心态，不仅仅需要官方文献与史书记载，更需要野史笔记与诗文作品，尤其是那些直接表达文人心声的诗歌作品，从那里边透露折射出的往往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与感受。比如揭傒斯的诗文集中收有《题芦雁四首》的组诗，其中有一首说：“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从该诗中你也许只会感受到作者对江南的偏爱。但是到了元代末年孔齐写《至正直记》时，便如此解释该诗说：“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之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此处只说是讥色目人而没有涉及蒙古贵族，显然还是有所忌讳的。到了宋濂等人编撰《元史》时，就特意记述了他在元代修史时所遭遇到的尴尬之事：当时，他参与撰修辽金宋三史，需要参考朝廷历代实录以考订史实，“翰林院臣言于帝曰：‘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得示人。’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外人”声里，准确无误地显示出异己感与疏离感。

　　然而这些在虞集的诗文集中是不可能明确表达的，但是从某些诗文作品中，还是能够感受到此种心理的隔阂的，比如他也有一首词写道：“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值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御沟冰泮水挼兰，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金字泥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他没有写在朝中遇到了什么困境，只是有那么一点年老的孤独，于是到了春天花开的季节，东风吹拂，飞燕呢喃，就深深地怀念其故乡，梦想自己回到那“杏花春雨江南”的环境中。结合《元史》的记载，就知道对“江南”的眷恋是寄托着其归属感的。因此，在解读元代文献时，不能指望文人们具有激情澎湃的明确表达，而应该仔细寻绎潜藏于诗文底层的情感潜流。而要找出这种情感的潜流，掌握阅读这些文献的有效方式是至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