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重写意，重写人的内在感情，到处充满着诗性智慧，这从《诗经》中不难看出。《诗经》之后，屈原的《离骚》，发天地之忧愤，上穷碧落下黄泉，香草美人以喻明君，恶草以喻谗佞。汉承秦制，但在文学上，汉文学则承楚文学的浪漫主义，表现在那些汉代抒情小赋。东汉末年，建安文学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审美倾向，“蓬莱文章建安骨。”魏晋南北朝时期，名教崩溃，魏晋风度是这一时期文人的追求。文人避祸，谈玄说理，以玄理入诗，于是出现了山水玄言诗。陶渊明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塑造了一个家园，一个后世文人士大夫失意的家园，体现了“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美学追求。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盛唐之音表现了唐人开疆拓土、四海臣服的雄心壮志。“李白斗酒诗百篇”，他狂放不羁，嬉笑怒骂皆成诗篇。其后，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人，都充满了诗性智慧。“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境界全出。“泪眼问花花不语”，感人至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其实鸟不会惊心，花也不会溅泪，这是作者移己之情于花、鸟也。中国古代诗歌或抒发忧愤，或表达时代变迁，虽然内容不长，却表达了无穷意境，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充满了极强的审美性。

　　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从甲骨卜辞到《尚书》，再到先秦比较成熟的诸子散文。《庄子·逍遥游》，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九万里”，汪洋恣肆，塑造了一系列奇特形象。《庄子·秋水》表现了宇宙人生的苍茫感，个人与宇宙比如一粟之与沧海。“秦世无文”，然而李斯的《谏逐客书》气势恢宏。汉大赋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杨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张衡的《二京赋》，表现了汉帝国的强盛。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柳宗元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小品更是曲径通幽，表现了空寂无聊的境地，韩愈、柳宗元与其后的宋代三苏、王安石、欧阳修、曾巩形成了唐宋散文八大家。明代散文则出现了新的变化，由英雄人物转向市民生活，由帝王将相转向了普通老百姓。袁中郎《满井游记》描写了北京郊外早春的优美景色，“若脱笼之鹄”，可与柳宗元的山水小品相媲美。中国古代散文表达了文人对时代的感悟，对宇宙人生的感慨，折射了时代的美学追求，蕴含着自然美和人格美。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东晋时期出现了志怪小说，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描写了许多奇异鬼怪之事。唐代出现了传奇，宋代兴起市民文学，说书盛行，连寺院也出现了俗讲，话本是说书人的底稿，是小说的雏形。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发展到顶峰，小说中渗透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明代中叶文艺思潮类似于晚唐，“三言二拍”中的重要主题就是男女爱情，如《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都表达了女性对爱情的忠贞，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晚明是一个人欲横流的时代，《金瓶梅》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后社会变迁的时代场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以生花妙笔塑造了孙悟空这一典型形象，这部小说是一部艺术化了的心血。《水浒》塑造了一百单八将，虽然真正有个性的人物没有这么多，但一百零八个人，一百零八副面孔，实属难能可贵。《三国演义》塑造了“三奇”、“三绝”。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既虚怀若谷，又心胸狭窄；既狂妄自大，又谨慎行事，是“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是“奸绝”的代表。诸葛亮是“古今贤相中第一奇人”，是贤相的代表，是“智绝”的代表，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体现。《红楼梦》是感伤文学的代表，是古典文学的压轴之作。《红楼梦》是“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是众女儿的悲剧，同时也表现了众女儿的才干。如果说大观园是一个花园，那么，王熙凤是牡丹，薛宝钗是海棠，史湘云是芍药，林黛玉是君子兰。《红楼梦》是一部补天之作，为封建社会唱挽歌，顽石误入尘网中，补天无功，只好遁入空门。

　　总而言之，实用理性的历史传统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一种非酒神型文化，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文小说创作中非酒神型的审美心理。中国传统的审美心理是“羊人为美”和“羊大为美”的统一，即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统一，这些特点在中国古代诗文小说中都有充分的显现。中国古代诗文小说具有独特的审美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