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在原始思维支配下最初的生活和生产实践活动。疾病对健康和生命的危害与威胁，迫使人们探求解决方法。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是诸种因素综合参与不断发展的结果。

中国古代大多认为医学起源于少数几个无所不知的全能圣人创造，如燧人钻木取火，伏羲制九针而疗百病，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黄帝与岐伯作《内经》阐发医理等，是人所共知的传说。西方一些著名医史学家大都认为医学起源于动物本能，如狗舐伤口，发烧时寻找安静的角落休息，胃部不适时便去吃植物或药草等。他们认为，人的最初医疗行为和动物一样，也是一种本能。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医史学界对医学起源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劳动创造医学”的论点，成为当时医史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医学是人类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生活和实践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人类产生以后，无时无刻不在解决实践中碰到的问题，吃、穿、居住、活动、游戏、性生活……构成他们生活实践的主要内容。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他们会生病、受到创伤，就必然迫使自己去寻求自我保护和治疗的方法。这些方法开始是偶然的，但通过人们之间长期不断的互相模仿和学习，通过人类有意识的经验传递，医药知识不断积淀，成为医学知识不断增长的基础。

只有零散的医疗活动和片断的医药卫生知识还不能构成系统的医学体系。要形成完整的医学，必须由感性活动上升到理性思维，必须发挥思维的力量。思维活动的逐渐成熟是医学发展成为系统知识的必要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上古巫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巫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于殷商时代。早期的原始人由于对自然力量的不了解和恐惧，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神秘感，认为存在着一种支配世界的超自然力量，这成为巫术发展的基础。神秘感导致人类对天、地、日、月、山、石、风、雷及动植物等一切自然物的崇拜，对生殖的崇拜，进而发展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并由此形成了巫术和发展而来的原始宗教，也出现了第一个对世界总体的解释图式。当巫术逐步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相应的组织形式和仪式时，出现了专职人员——巫师。我国自古就有巫的传统。商周时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巫师，他们能代鬼神发言、歌舞等，还能医治疾病，有的还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在当时，巫师是具有知识和思维能力的阶层，掌握着社会前进的方向，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由于医药卫生经验的积累，巫师将最初的医疗活动和知识集中起来，并加以神秘的思考，使之系统化。当时的巫师往往也同时承担着治病的职能，他们在治疗疾病时，有时施行巫术，有时施用医药，其中有的巫师更偏重于医，而成为地地道道的“巫医”。巫和巫医是每一个民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管子·权修》曰：“上恃龟蓍，好用巫医”。《论语》曰：“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列举了十名巫医：“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而其中巫彭和巫咸二人确有史料，《说文解字》曰：“古者，巫彭初作医”，《世本》曰：“巫咸作医”。《周礼·大聚》曰：“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反映了巫医在朝野普遍存在的情况。

夏、商、西周时期巫术的内容极为纷杂。巫术与医药的联系仅是当时庞大的巫术体系之一部分。巫医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故巫医治病往往都离不开宗教活动。上古时期的巫医治病，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很少。根据对殷墟甲骨文的分析，大体可知其主要形式还是使用巫术，利用巫术仪式造成一种神秘的氛围，从而对患者起到安慰与精神支持的心理暗示作用，以达到愈病效果。但是，多数疾病终究是不能依靠这种方法就可以治愈的，于是巫医们就在进行巫术活动的同时，吸取了人类与疾病斗争中摸索的药物知识与治病经验，如《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窦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可知巫医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

巫医的出现是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它把人类以往零散的医药经验予以吸取、传承与发展，在把医学演变成为一门系统化的专门知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而且关键的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巫出现以前及巫出现后也存在与巫无关的医疗活动，而随着人类文明的逐渐进步，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不断冲淡了对神的信仰。到了周代，巫、医消长的趋势已有了反差，医药知识与经验开始逐渐从医巫合流的堤岸中分流出来，按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且愈向前发展，医巫的流向分歧愈明显。医学越发展，医与巫之间的斗争就越尖锐，巫术就更成为医学发展的桎梏。早在公元前5世纪，医家扁鹊就提出将“信巫不信医”作为六不治的一种，《黄帝内经》中也同样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这都是医学摆脱巫术，确立自身价值的标志。巫医的出现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毕竟利用了宗教迷信的外衣掩盖了真正的医学内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因素最终会逐渐冲破它的羁绊，使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得到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