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与中国大运河

　　如果把邗沟的开挖作为中国运河的起点，那么它至今已有近2500年的历史了，但把它称为“运河”却至少晚了千余年。在二十四史中，“运河”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北宋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中，即“开成二年夏，

旱，扬州运河竭”。在此之前，运河的各段都是用“沟”、“渠”、“水”等来命名的。用“大运河”统称运河各段，最早也出现于北宋年间，《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五》有“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之说。此后，虽然各段的名称，如通济渠、永济渠、通惠渠、会通河等概念仍广泛使用，但宋史、明史、清史中对“运河”某段或整体，已常使用“运河”和“大运河”的概念了。

隋唐大运河示意图

　　究竟何时把“大运河”冠以“京杭大运河”，现尚未考据清楚。在白寿彝1937年所著《中国交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中，均未使用“京杭大运河”，而是用“大运河”、“运河”进行表述。1997年，白寿彝先生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一书，使用了“京杭大运河”概念，指出元代“划直修凿大都通往江南的京杭大运河，以替代隋唐以来那条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旧运河”，并使用“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与整治”作为该节的标题。但这里只是以京杭大运河来表述元代后的大运河，对元前运河的表述中，则并没有加“京杭”两字。可见，“京杭大运河”这一概念，出现和使用的时间不会太早，现代历史著作使用这一概念时，也明确把它限定在元代以后中国大运河的范围里。

　　今天看来，由于概念使用上的不同，人们往往对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和河道走向、本区运河意义等方面产生许多误解，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把京杭大运河等同于中国大运河。而实际上，元代后被称为京杭大运河的阶段，仅是中国大运河2500多年历史的一个部分。早在这之前，已经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南到湖广和南海；东南到宁波和东海；北至北京甚至辽东；东以淮河下游为东端，西到长安和咸阳的中国大运河体系。因此，京杭大运河的概念，无法包容中国大运河的内涵。同样，在许多人心目中或表述里，还往往有意无意地把京杭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等同起来，甚至同隋炀帝联系起来，这就又造成了一系列认识上的混乱。应该承认隋代特别是隋炀帝时期，是中国运河体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但当时的“京”是长安，洛阳则被称为“东都”，运河在黄河以北到今天北京的河段，也和“京”毫无关系。所以把京杭大运河和隋代运河联系起来也是不合适的。

　　而用“中国大运河”或“大运河”来称我国运河是准确的。实际上，当宋代使用“大运河”这一概念时，它指的就是隋唐至北宋的运河及河道流域。元、明、清使用“大运河”也主要指元代后形成的运河及河道流域。显然“大运河”这一概念本身，已经被史籍和我国现代历史著作所界定。所以，用“大运河”简称或统称“中国大运河”是有依据的。“大运河”、“中国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三个概念所包含的历史、地理、河道走向、文化研究范围，是不同的。在开展运河文化研究时，应对此有足够的重视。

中国大运河体系的初步形成

　　纵观两千余年的中国大运河修建史，根据各个时期开挖的规模、航运及繁荣程度，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隋以前为中国大运河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隋唐至北宋为中国大运河进一步完善和稳定发展阶段，也可称为中国大运河繁荣阶段；元、明、清为中国大运河南北直航和再次繁荣阶段。

　　据记载，中国大运河最早开掘于春秋战国时代，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吴国开挖的邗沟。吴王夫差时期，为解决因北上与齐、晋争锋称霸中原所带来的军事物资与给养补给等问题，于公元前486年，从今扬州附近开挖运河，引长江水向东北入射阳湖，然后折向西北，直到今淮安市附近进入淮水。据《国语·吴语》载，吴王夫差战胜齐国后，又在今河南商丘、山东曲阜之间“阙为深沟”，沟通了沂水和济水。据后人考证，这条运河就是菏水。当时济水与黄河相通，所以夫差所开的菏水沟通了淮水与黄河，也是黄淮之间最早的运河。

　　在中国大运河体系初步形成过程中，“鸿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约于魏惠王十年（前360年）至十八年（前352年），魏国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开挖了著名的鸿沟。鸿沟主水道由今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水东行（黄河此时为北上），过魏都大梁转而向东南流，至陈（今河南睢阳）折向南流，入于颖水。

　　当长江以北的运河已联通淮河和黄河到达洛阳的时候，长江以南的运河体系尚处于进一步联通的过程中。秦朝江南运河的开通和灵渠的建成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灵渠是中国大运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联通了长江与珠江流域，使中国大运河体系向南伸延到南海。直到唐宋年间，灵渠仍为南下两广的唯一水道。当时大量的漕运和货物都由此转运。唐宋几代都对它进行过大规模的整修，并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在中国大运河体系形成过程中，曹操开挖的白沟等几条运河，使运河得以向黄河以北延伸。建安九年至十一年，为北上消灭袁氏残余势力，曹操陆续在黄河以北开挖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河与新河四条运河。白沟本是黄河古道，原名宿胥渎。曹操采取修筑枋堰的方法，将流入黄河的淇水强行拦截，逼其改变流向，注入白沟，经过内黄通入邺城附近的洹水。攻下邺城后，曹操继续北征乌桓，又向北开平虏渠，引滹沱水在今天津市境内入于泒水。平虏渠入泒水后，离塞上还有一段距离，于是，曹操又继续向北开渠。新开之渠纵贯泉州县（今天津武清区南）东部，故取名泉州河。至此，曹操北伐乌桓所需军粮可由许昌或邺城经漳水、白沟、滹沱河、平虏渠、泒水入泉州渠，北达塞上。当时乌桓正盛，紧守边塞，曹操只得采用迂回战术，绕道出塞，由泉州河向东，沿海边开挖了新河，这条运河由雍奴县承潞河东出，到达今滦县南进入濡水（今滦河），出濡水后可浮海或陆行达于辽东。

　　东晋南朝时期，着力开凿修治浙东运河。浙东运河自杭州东渡钱塘至萧山县的西兴镇，再由西兴镇东至宁波，沟通了姚江、甬江、钱塘江、曹娥江等12条自然河流，全长400里。

　　可见，隋代之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具体来说以洛阳为中心贯通东西南北的中国大运河体系的框架已经形成。隋唐时期对运河大规模的开挖、整治，并由此造成的航运繁荣，基本是在这个框架基础上完成的。

隋、唐、北宋：中国大运河的完善、发展与繁荣

　　隋唐至北宋是中国大运河完善、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隋朝统一后，我国东南地区经济逐步恢复并繁荣起来，我国的经济重心也开始逐步向东南一带转移。而隋唐两代的首都设在长安或洛阳，北宋年间虽然建都开封，但国家政治中心仍没有离开中原地区。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解决京师众多官兵民众的粮食和日用供给，同时也为了对北方的大规模用兵，都必须通过运河把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联系起来。因此，大规模修建运河的作用和意义，不仅充分显示出来，而且它在国家经济和军事上的战略地位，也被提升到极高的程度。与此同时，伴随着以数学、地理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河道规划、设计与施工，在当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对大运河的修建工作，在隋文帝时就已经开始，他在关中修建的潼关至长安的广通渠，便利了关中地区的漕运和交通。隋炀帝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这一时期修建的运河全长2700多公里，以洛阳为中心，由相互连通的四段运河组成，即通济渠、永济渠、山阳渎、江南运河。

　　隋、唐、北宋年间的大运河，已不仅是单一的因战争而修的运输线，而已成为沟通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交通、运输、人员交流的大动脉和维护国家统一的生命线。到北宋年间汴河运输日益繁巨，以至“漕引江湖半天下财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白寿彝：《中国通史》，第93页）。同时隋、唐、北宋年间，通过大运河已形成了全国四通八达的北上交通网。所以运河在“隋唐水道交通上的地位，比江河等水运要居较高的地位”，已成为“中央政府的支柱”，而到北宋年间，大运河“至成为建国之本”（同上，第129页）。

元、明、清：大运河格局的新变化与新繁荣

　　元统一中国建都北京后，也面临着国家政治中心在北京，而经济中心在东南的局面。黄河的变迁，决定了元代重修淮河以北运河必须另辟新径，这导致了淮河以北大运河格局和走向的根本变化。元大运河由几部分组成。北运河：通过拓宽、疏浚，取直白河段到直沽。南运河：重修宋代御河北段，由天津到达临清。会通河：由两段组成，以济宁市任城为中心，向南至鲁镇与泗水相连，向北经南旺、袁家口至现梁山县小安山。全长150余里。后接济州河向北继续开挖，由小安山经寿张、阳谷、聊城到临清，入南运河，全长250余里。元世祖赐名“会通河”。由于济州河与新开会通河联为一体，故两河也通称会通河。

　　明初建都南京，漕粮北运任务并不重。但永乐年间建都北京后，大运河的意义再次凸显出来。1441年2月，由宋礼主持对会通河进行大规模整修。明代对大运河百余年的治理，是确保明、清两代500余年大运河繁荣的重要措施。有明一代,由运河运输漕粮达340万担，航行漕船达3000余艘，各类船只达到万余艘（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5册852页）。

　　清代对大运河的治理，基本沿用明代的方法，使得大运河全程各项设施更加完善了。咸丰以前，运河漕粮也达到400万担（同上，第13册877页）。咸丰五年即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从此结束了其长达700年的“夺淮入海”的历史，在今阳谷张秋镇将运河拦腰截断，从而也截断了张秋以北到临清河的水源。光绪年间，清政府虽采取了各种措施以“通漕保运”。但由于各种原因，终未奏效，只好罢漕。清末民初，随着海运的发展，几乎与运河平行的京津、京浦铁路的兴修，从根本上动摇了大运河作为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地位。于是，中国大运河带着它辉煌的荣光成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