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有《和刘柴桑》云：“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渊明实在是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历史上在评价陶渊明时，有相当部分接受者把他作为高洁的隐士身份来认定，这其实是不太符合实际的。陶渊明并不像当时许多隐士一样，索居山林，不问世事。他“结庐在人境”，和亲友、当地人民都是有往来的，这都有诗作证，无需多言。在我看来，陶渊明不过是“归田园居”而已。沈约《宋书·周续之传》云：“（续之）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卷九三）这说明渊明还是非常有颗世俗平常心存在的。在陶诗中，描写人情、亲情、友情的诗也比较多。在陶诗中，显示陶渊明那种亲情人伦之爱的篇章可以见《命子》、《规林二首》、《祭程氏妹文》、《归去来兮辞》、《孟府君》、《责子》、《与子俨等疏》诸篇。我认为《命子》、《责子》、《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等篇对于我们了解陶渊明家庭生活的状态和在此状态中的渊明微妙复杂的内心情感，非常重要。

　　那么，陶渊明与家人关系是怎样的呢?

　　从《命子》内容看，此诗写于长子俨出生之时，该诗即为俨命名而作。“此诗自首章追溯唐、虞、夏、商，盖后陶姓氏族之所自来也。……七章以下方说生子命子之意。然观其自嗟寡陋，自惭影只，谆谆戒勉，其切望于诸子深矣。”（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一）这是一篇述祖先功德的文章，意在告勉子弟牢记祖先光荣历史，并勉励他们将之发扬光大。由此篇可知，俨为长子。又据《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则渊明二十来岁丧妻，后续娶翟氏。那么，俨应为第一位妻子所生无疑，这跟《与子俨等疏》中说：“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就对应上了。《责子》诗通过对几个儿子的点评，显示作为人父的渊明的复杂心态。《与子俨等疏》是诸篇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篇。由于本文论旨大略由该篇推出，为方便研究对照计，故节引如下：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引自龚斌《陶渊明集校笺》441-442）

　　陶诗专家们在此疏的系年和作品性质有些争议。如苏轼以为“渊明临终，疏告俨等”（《与苏辙书》）；《宋书·隐逸传》说它不过是“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诫”；今人游国恩先生在其《陶渊明年纪辨疑》以《宋书·雷次宗传》中所载《次宗与子侄书》为证，认为此文不过是一份平常家信，不为遗嘱看待；龚斌也以游说为是（《陶渊明集校笺》445-446）。从疏中自云“吾年过五十”，是为晚年作品无疑，但是否为正式遗嘱，因为渊明的具体生卒年月尚无确论，这里存疑。不过从疏中可知渊明病势沉重，“自恐大分将有限也”，当作临终告诫也可。从内容上看，渊明虽然达观天命，任真固穷，但是大限将到之际，仍然抱有对幼儿的一份内疚之心，因为自己生前并没有给家里留下多少财产，所以对自己死后儿子们可能出现“幼而饥寒”、“每役柴水之劳”生活状况很是担忧。但事已至此，惟瞩儿子们要互相关爱、体贴，并举历史上兄弟恩爱的事例，勉励儿子们向这些榜样学习。因此，元代李公焕认为：“或疑此疏规规遗训，似过为身后虑者，是大不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废乎？靖节当易箦之际，犹不忘诏以人伦大义，欲表正风化，与夫索引行怪，徒洁身而乱大伦者异矣。”（《笺注陶渊明集》卷八）关于此疏文间其它大义，我认为清代林云铭说得比较精到：“与子一疏，乃陶公平生实录，全副学问也。穷达受夭，既一眼觑破，则触处任真，无非天机流行。末以善处兄弟劝勉，亦其至情不容已处。读之惟见真气盘旋纸上，不可作文字观。……但玩篇中所云‘邻靡二仲，室无莱妇’四语，俗眼千古相同，古今多少高人，止为此关打言。陶公‘内愧’二字，不肯作欺人语也如此。”（《古文析义》初编卷四）林云铭在这里把此疏当作渊明毕生写照来观，并结合心理考察、揣摩，认为“邻靡二仲，室无莱妇”四句堪可玩味，可惜语焉不详，后来集说陶诗者也没有进一步阐发。下面我试析该疏文透露出来的微言大义。

　　该疏文出现了几个跟女人有关的典故。“孺仲贤妻之言”典出《后汉书·列女传》：东汉王霸，字孺仲。有一天，王霸看到老朋友令狐子伯的儿子来访，仪容非凡，而自己儿子蓬发疏齿相形见绌，觉得很惭愧。他的妻子安慰他说，既然立志隐居躬耕，就不必为儿子蓬发疏齿感到惭愧。王霸于是和妻子安心退隐躬耕垄亩。“莱妇”指老莱子之妻，典出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阳。楚王欲使守楚国之政。其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以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鈇钺。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禄，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乱世而为人之所制，能免于患乎？”老莱子遂随其妻，至于江南而止。另外“二仲”典出嵇康《高士传》：求仲、羊仲，皆治车为业，蒋元卿之去兖州，还杜陵，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惟二人从之游，时人谓之二仲。渊明在疏文中云：“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也就是说，在外没有如二仲那样的知心朋友交游，在内也没有莱妇那样的贤妻鼓励。由此可见，渊明的内心是相当孤独的。从这方面看，他对自己一生感情生活也是不满意的。考虑到关于渊明结交友朋的讨论，文学研究史上已是多多，这里不再复议。单检渊明的婚姻生活考察，史传多有抵牾之处。颜延之《陶征士诔》载：“居无仆妾。”沈约《宋书·隐逸传》载：“（渊明）为彭泽令，公田悉令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按：稻类有黏与不黏的分别，“稻”最初专指黏者，不黏的叫秔(同稉、粳)，又叫稴、秫等等。黏稻适于做酒］以后李延寿、房玄龄等撰史书均引沈约说法，此处不表（按：惟《晋书·陶潜传》记“二顷五十亩”作“一顷五十亩”。想是笔误）。萧统《陶渊明传》载：“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李延寿《南史·隐逸传》“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以上所引史料，延之为渊明同时代之人，且有交往，“无妾”应该可以确定，这就避免其妻因争风吃醋而造成夫妻感情不合的可能；沈约去晋未远，加之考虑渊明实际生活状况，所记颇为合理；萧统所撰，由于其人据王瑶先生考证，距渊明去世差不多一百年，颇为可疑；李延寿所写不过重复萧统，不足为凭。从沈约所记渊明夫妻为种秫或秔而发生争执来看，沈不过是为了强调渊明嗜酒的个性，但是我们从中可以隐约觉察出，陶妻也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夫唱妇随，陶妻作为家庭主妇，更多从整个家庭生计出发，所争无可厚非。但是渊明夫妻生活有时不协也是事实。

　　如果仅从《与子俨等疏》一文来判定陶渊明夫妻生活不协调，其妻翟氏不是他的红颜知己还稍嫌粗疏的话，那么陶渊明在其它诗文中对类似孺仲贤妻、莱妇的倾慕就绝非偶然了。《五柳先生传》结尾：“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按：“黔娄之妻”典出刘向《列女传》：黔娄，春秋时鲁国人，清贫自守，不愿出仕。死后，曾子去吊丧，问其妻：“何以为谥？”其妻曰谥“康”。曾子认为黔娄在世时没有好日子过，死时又不荣耀，不能谥“康”。其妻云：“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渊明感叹说黔娄之妻的话真是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此莫非渊明之异代知音者？又《扇上画赞》提到高士陈仲子，暗含仲子妻劝其免仕的故事。其妻“蔑彼结驷”的行为表示对荣华富贵的拒绝。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渊明用了一个“容膝易安”的典故。此典故语出《韩诗外传》：“北郭先生之妻曰：‘今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按：此典与仲子妻故事雷同）。这些古代具有高洁品质的列女，难道不是渊明的异代知音吗？这些列女有一个共同的行为，那就是坚决支持自己丈夫安贫守道，并在丈夫思想发生动摇时及时给予精神鼓励。这让陶渊明羡煞不已。按照文艺心理学的“补偿心理”，文艺家们由于生活受挫，愿望受阻，总是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咏叹。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附录》论之曰：“夫说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钱锺书先生在谈到《诗经》中的《蒹葭》也说：“抑世出世间法，莫不可以‘在水一方’寓悦慕之情，示向往之境。”（《管锥编》第一册，124页）此言极是。陶渊明在诗文中对这些历史上存在的异代知音的诉求，不仅在于此种悦慕情境的展现由于时间距离的巨大落差而显示了巨大的心理空间，或者说陶渊明诗文本身指向的时间距离是虚，创造、渲染心理空间才是实，也可以说是化虚为实。质言之，这种时间距离在诗文中之体现，似乎常以时间的阻隔诉说抒情主人公此在当下的心理和精神空间的压抑，由此而造成的抒情主人公孤独幽怨情怀。

　　陶渊明曾写有风格迥异其它诸篇的《闲情赋》，在这篇赋中，陶渊明以十分热烈的情感，抒写出了对一位品貌出众的美人的爱慕与追求。因为思恋这位美人，追求者的魂魄在顷刻之间多次飞散，就好像乘船失掉了船桨，好像爬登山崖之时无物可攀，心神不宁，通宵失眠。尤其是赋中所写的十愿，表现了诗人对美人如痴如狂的思恋。但是，当意识到两人之间已被山河阻隔，苦苦思恋也是徒然之时，仍然能克制自己的情怀，把放荡的感情收敛起来。毕竟这种青年男女非正式的结合是不合乎礼义的。关于此赋的系年和性质，在陶诗研究史上有很多争议。但是我宁可把它作为诗人中年以后事业受挫，人间知音难觅冲动下的产物。昭明太子认为此诗“白璧微瑕”，“卒无讽谏”。此论未免迂腐肤廓。鲁迅先生说得好：“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对于率真自然的渊明来说，其诗文仅从诗教角度解读，岂不冤煞古人？在这篇赋中，我们看到的还是对理想爱情的一种热烈追求、理想伴侣的一种渴慕。原因无他，只不过是生活中这种精神缺失对诗人感触太深罢了。不过，陶渊明终究认识到，理想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赋中追慕者对现实的回归，与其说是陶渊明在现实强大压力下的无奈，毋宁说是陶渊明直面现实的一种勇敢担当。这里，我们只要结合陶渊明的《咏贫士》来理解就可以明白诗人心态。

　　陶渊明的《咏贫士》主要是想表达自己效法古贤，固穷守志的节操一种决心：“何以告吾怀，赖古多此贤。”其中第七首堪可仔细玩味：“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惠孙为我叹，腆赠竟莫酬。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似是彭令辞归后的绝佳写照。封建时代妇女，虽然不能反抗丈夫，但是其通过流泪以“儿女忧”的劝戒，往往也能使七尺男儿为之心折。讨论至此，似乎渊明对其妻不满是因为妻子不能与自己安贫守道，经常因为经济纠纷吵点小架。但据渊明自己本诗描述，其家境也不是很差，揭不开锅的情形还是很少发生。另外，物质上的贫困比起精神的苦闷而言倒在其次：“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外无二仲之交游，内无莱妇之宽慰，能无苦闷乎？朱光潜先生说：“渊明诗篇篇有酒，这是尽人皆知底，象许多有酒癖者一样，他要借酒压住心头极端的苦闷，忘去世间种种不称心底事。”妻子的不理解，儿子们的不学，凡此种种，才是造成渊明内心极度孤独感的直接动因。也是他每次饮酒“期在必醉”的原因之一：“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四）、“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当然，外部社会的动荡，朝代的更替，对渊明可能有些触动，但是对于一个在晋宋易代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归居田园的诗人来说，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倒是诗人这番归居田园的心意，无法让亲人、朋友理解，在茫茫天地间，惟有花、鸟、云、山告慰诗人那颗真心，惟有在追忆古代贤人中寄托自己的理想情操，惟有在对古代红颜知己的追慕中摆脱现实心理的精神上的压抑，惟有在诗酒中才营造了自己的一方天地，由此也就摆脱了种种的精神危机。据此看来，渊明实在孤独苦闷得很，称他为魏晋风流的第一人，不也是很是误解了他吗？萧统曾言：“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尽管对渊明诗文特点评语有些不确，但对其为人志节分析还是到位的。倒是诗圣杜甫对渊明有些隔膜：“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遣兴五首之三》）陶渊明作为人夫人父，固然不能免俗，但其至性至情，却始终存在。渊明怀抱遗世独立之心情，但毕竟没有放弃作为人夫人父之责任，他对妻子的那份不满，是源于高蹈古贤的精神，他诗中“仁妻”的形象，又何尝没有那份做丈夫的内疚？他那份对红颜知己的追慕，都化成了诗篇，都遗留在醉眼朦胧的无限遐想中。陶渊明在诗中对古代列女形象反复吟咏，说明渊明是懂得欣赏女人的价值的。他并没有染上他那个时代文人流连风月的毛病。他在诗文中对古代各种列女的赞叹和心仪，是以后的诗人在描写妇女形象中少有的，更没有以后诗人在诗篇中对女人形象的把玩和张狂，由此可见，陶渊明是真正的怀着一颗自然之子的心来体验和欣赏女人的。陶渊明在心灵深处，始终保留着那份对品性高洁的女人的尊敬，并引以为知己；在现实生活中，渊明也充满了对自己妻子的宽容和爱护。所以，渊明就是这么一个又超俗又世俗的男人。这就是渊明的真实面目。

　　苏轼说：“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只是，如今千载之下，在这个缺乏诗意的时代，渊明还能找到他的异代知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