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相继翻译出版了两部关于扬州历史文化的著作，一部是美国学者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所撰《清初扬州文化》（朱修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另一部为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所著《说扬州：1550-158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李霞译、李恭忠校，中华书局2007年8月版）。应该说，这两部作品都是扬州研究中的上乘之作，后者更是曾荣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图书奖”，其价值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

　　这两部著作中，都涉及到了一位与清初扬州历史紧密相连的名人，即渔洋山人“Wang　Shizhen”。在翻译上，同国内不少文史著作的做法一样，两书的译者也均将其名回译作“王士祯”，如中译本《清初扬州文化》第二章即专有一节题为“王士祯与红桥”。

　　但笔者最近偶阅李孝悌先生所著《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发现其中一篇题名《士大夫的逸乐——王士禛在扬州（1660—1665）》的文章，叙写了渔洋山人在扬州为官时的交游情况，却通篇采用“王士禛”之名。盖三部著作，所指涉对象相同，却出现了该人物名称的不同写法，那其名到底应该是作“王士祯”还是“王士禛”呢？

　　实际上，如同“玄”字改作“元”字一样，这也是传统社会因避讳而造成的书写差异。按渔洋山人的原名确实应为“王士禛”。王士禛（1634-1711），山东新城人，字子真，又字贻上，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故世人又称其王渔洋或渔洋山人。王士禛卒后（卒于康熙五十年），先是，雍正朝，因其名中含有“禛”字，须避清世宗胤禛之讳，“士禛”遂被改作“士正”。清高宗时，又因渔洋兄弟之名部首相同（士禄、士禧、士祜），再改为“士祯”。据《清史列传》记载，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谕曰：“王士正之名，原因恭避庙讳而改。但所改‘正’字，与原名音太不相近，恐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今改为士祯，庶与其弟兄行派不致混淆。凡各馆书籍记载，俱一体照改。”（《清史稿》所记亦大略相同）可以看到，由于是高宗钦定，故其时相关书籍也不得不“谨遵圣命”再改“正”为“祯”，这应该即是今日将渔洋山人之名作“王士祯”的肇始。

　　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无论是“士正”还是“士祯”，都是帝制时代避讳的产物，在渔洋山人的有生之年，他的名字始终是“王士禛”。在康熙朝，王士禛的亲朋好友也必书其名作“王士禛”，如王士禛殁后，大学士王掞所撰其神道碑铭、宋N所撰其墓志铭等均云“公讳士禛”（参见《王士禛年谱》）。可见，只是因雍乾朝的两次被迫改名，才使得“士祯”之名广为人知，“士禛”的原名反而逐渐湮没。

　　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无须因讳更名的时代，所以从尊重历史事实、遵守古籍整理相关规范的角度去考量，除了在直接征引雍乾时代的历史文献时，须沿用原书作“士正”或“士祯”之外，今人其他的著作文章，包括上面所列举的翻译之作《清初扬州文化》及《说扬州》等，还是应将渔洋山人之名回译作或写作其原名“王士禛”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