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药物学、植物学等宝贵遗产，被达尔文盛赞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他专辟《释名》一项，对许多药物的名称详加考释，不仅收录了其前各本草书中有关释名的资料，且广泛征引古代训诂材料，并提出自己的见解，集明以前本草名物训诂之大成。李时珍不是训诂学家，加上历史时代的局限，对一些名物的诠释，受到后人的诟病。主要在四个方面。(一)误拆联绵词。《本草纲目·螳螂》条:“两臂如斧，当辄不避，故得当郎之名。”“螳螂、当郎、蟷蠰、刀蜋”都是一声之转的联绵词，是汉语中两个音节联缀成的表示单个含义的词，是彼此不能分开而从字面上去解释的，只能取它们的声音。(二)误解外来词。“虎魄(琥珀)”条:“虎死则精魂入地化为石，此物状似之，故谓之虎魄。”《汉书·西域传》:“K宾国出虎魄。”其语源，一说为突厥语xubix;一说为叙利亚语harpax;一说来自中古波斯(倍利维语)kahrupai。“虎魄”是音译外来词无疑。因其类玉，故加玉旁作“琥珀”。(三)误释借音词。“慈姑”条:“一根岁生数子，如慈姑之乳诸子，故以名之。”“慈姑”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具有多产性，其本名是“茨菇”。“慈姑”是“茨菇”的借音。有些植物的名称在长期的使用和演变中，往往借用其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表示，如果按借音词去释义，必然穿凿附会。(四)滥用声训法。“莽草”条:“此物有毒，食之令人迷罔，故名。”用同音词“罔”来解说“莽”，是声训法，是说“莽”来源于“罔”。《汉书·景帝纪》注:“草深曰莽，艸多曰莽。木多亦曰莽。”“莽”是草木众盛的意思。“莽”并不来源于“罔”。以上四个方面的失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从所用汉字的字形出发，寻找其命名之由，也就是拘泥于“形训”。汉字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变化，要寻找名称的来源，从语言的内部形式(语音)着手，才能打开缺口。

　　古人曾以声音为线索，寻求词源。如孔子说:“政者，正也。”在孔夫子看来，政治之政所以取音为“正”，是因为政治的重要属性是端正，统治者端正了，民众自然被感化为端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较多地用到声训，但用得较为谨慎。“声训”的全面运用滥觞于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名》以声音为线索探求事物名称的“所以之意”，撇开字形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导词源学专门研究之先路。《释名》的失误在于没有区别原始词汇和派生词汇，因为原始词汇的意义结合具有任意性特点，是不可论证的。到了宋代王圣美的“右文说”，着眼于形声字的声符来讨论语源问题，即所谓“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通过探讨形声字的音义关系——即推求同声符字的共同义素——来实现，而不顾词的语音形式，又使语源研究受到了字形的束缚，范围受到局限。王安石的《字说》更是推到极致，主张字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意义。他任意牵合语音上的联系，或者扩大会意字的范围，把许多形声字都当成了会意字，以偏概全，既不能解释其他结构关系的形声字，更不能解释非形声字。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他的《埤雅》受《字说》影响甚大，依据汉字楷书形体释义，牵强附会者俯拾皆是。宋人从字形出发的声训，使释名工作走了一段弯路。李时珍所处的明代，正是受到了宋人“形训”的深刻影响。《本草纲目》引《字说》、《埤雅》甚多，很多释源都来自王、陆。到了清代，由于古音学昌明，学者们才能够突破文字形体的束缚，看到文字背后的语音。清人为声训释词制定了严格的标准:首先限定在同源词的范围之内，只有同源词才有共同的语源义，才有共同的语义特征，才可以在相互训释中显示出被释词隐含的内部形式或语义特征。在语音方面，必须以古音为依据，韵部声纽相同或相近;在词义方面，必须或为同义词，或有种种显著关系的近义词。王念孙说:“大抵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文(字)则惑矣。”清人的“因声求义”既不像刘熙“声训”那样泛滥无边，又不像“右文说”那样局限于文字的声旁，从语音上去追寻词与词的音义联系，彻底完成了语源研究中文字学观向语言学观的转变，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李时珍不可能超越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能解决如何准确释名这个问题的地步。何况动植物命名的考证历来就是公认的难题。宋人郑樵《通志略·昆虫草木略》中说:“夫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也。名之难明者，谓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别。”从另一方面说，李时珍注重实地调查，看重民间一些“俗词源”的说法，运用丰富的想象，使其解说生动形象，如“慈姑”、“葡萄”等的解说，仍不失为饶有兴味、富有情趣的语用学材料。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