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以来藏书家珍视宋本，偶得一帙，便什袭珍藏。传至今日，已价值连城。但所谓宋本，大多是南宋刻本，真正的北宋监本或坊本，早已稀若星凤，即在收藏丰富的著名图书馆，也是难得一睹。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唐代杜佑《通典》，则是确乎无疑的北宋刻本。展卷摩挲，九百多年前的版刻风貌跃然纸上。

    《通典》为唐杜佑纂辑。佑（735～812）字君卿，京兆府万年（今陕西长安）人。《元和姓纂》卷六载，佑乃关中名族，祖上自元魏、北周而下，累世官宦，显赫当时，故其初以门荫入仕，为郡县佐贰。大历三年（768），入韦元甫幕。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官至司徒同平章事、兼充弘文馆大学士，封岐国公。贞元十七年（801）在淮南上表，并使人诣阙献《通典》二百卷。《通典》以食货为首，依次分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全书计二百数十万字，征引唐以前典籍达二三百种。

二

    北宋本《通典》原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原书200卷，现存179卷，缺21卷，据嘉靖刊朝鲜活字本补抄18卷，仅缺3卷。今存44册。版框高24.2厘米，宽16厘米，左右双栏，上下单栏，版心白口，不题书名，但上题册数，中记卷数，下标页数。每半叶15行，行26～31字不等，注文为双行小字，行35～37字不等。原书有少量版片系补刻，避宋讳阙笔至贞、徵、懲。原本每册首页藏书印除日本收藏所钤“秘阁图书之章”、“宫内省图书印”外，下有“经筵”篆文朱文方印一枚，最引人注目的是每册尾部钤“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正书朱文长方印一枚，此印是确定本书年代的基点，也是引出宋刻和高丽刻本分歧的焦点。

    这是一部稀世瑰宝，但考定其为北宋刊本，则是中日学者经历一个世纪的努力才最终确定的。

    十九世纪以还，日本学者或据宋讳指为北宋本，或据纸质定为宋末麻沙刻本。1885年，森立之引述小岛学古意见，谓钤有同一印章的诸古本均是朝鲜覆宋本。1904年，岛田翰熟玩其纸墨、镌法折刷、装潢三点，援引《高丽史》中版刻史料，定为朝鲜覆宋本，以此调停宋讳和纸质间的矛盾。1926至1927年间，董康在日本获睹此书，记作“北宋椠本”。1929年，版本名家傅增湘在日本帝室图书寮展观此书，忽略了“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一印，指为南宋绍兴刊本。半个世纪后，日本著名版本学家尾崎康在汲古书院影印《通典》的同时，公布其研究成果，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其年代：

    （一）字体：本书原刻字体与北宋本《御注孝经》《新雕中字双金》相近，补刻字体与日藏《重广会史》《绍圣新添周易神杀历》相似。据日本狩谷棭斋审定，《孝经》为北宋天圣、明道（1023～1033）间刻本；《双金》《神杀历》同为真福寺藏本，而《双金》题签上有“己酉熙宁二年（1069）十月望日印行”一行，绍圣《神杀历》则是公元1094～1097年的民间历本。

    （二）避讳字：本书避讳字有明显年代标志。如：玄弦炫鮌县悬、朗（以上赵宋始祖玄朗讳及嫌讳），珽（曾祖赵珽讳），敬警惊竟境镜（以上翼祖敬瑭讳及嫌讳），弘泓、殷（以上宣祖赵弘殷讳及嫌讳），匡胤（太祖赵匡胤讳），恒（真宗赵恒讳），贞徵惩（以上仁宗赵祯嫌讳）等字皆缺笔，以避帝讳。年代止于仁宗（公元1063年）。

    （三）刻工：本书刻工多有单署一字者，有的是姓，有的是名。其中“胡、许、严”为原刻和补刻所共有。“奉、姜”亦见于《重广会史》，“安、徐、许、陈、华”亦见于藏于真福寺的北宋本《礼部韵略》，“安、徐”又见于北宋本《广韵》。

    （四）钤印：“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一印，是最重要而又使人产生疑惑的关键。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和大辽乾统元年岁在辛巳，为公元1101年，亦即北宋徽宗登基之年。高丽国十四叶，是指高丽国第十四世肃宗。当时高丽国无年号而多行契丹或辽年号，遂刻有如此印信，此年为肃宗六年。至于“经筵”一印，则是迟至十五世纪时加钤。

    以上四点，如果单独立论，都不能作为确定版本年代的坚实证据。因为字体可以复写复刻；避讳有宽严，唐抄宋刊都有不避讳的例子；南宋刻工不仅有同名同姓，还因省略而造成更多的重复；印章亦可以表明是高丽覆刻本甚至后人作伪加盖。但是《神杀历》是大宋历日，高丽行辽年号，在刊刻尚属非易的年代，全无必要翻刻。综合四点，可以确定本书为北宋刻本无疑。

    不无遗憾的是，《续通鉴长编》《麟台故事》《南宋馆阁录》《玉海》《宋会要辑稿》等书都大量记载北宋太平兴国以还国子监和三馆如何校勘、刊刻书籍的情况，独缺《通典》刊刻的记录，致使尾崎康只能“将它们视作十一世纪中期乃至后期的刊本”。

    汲古书院影印本流入我国后，宿白于1986撰写《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一文，对日藏《通典》诸本进一步作了年代上的推究。他根据《续通鉴长编》卷一二三所载：

    宝元二年（1039）春正月丙午……召司天监定合禁书名掲示之，复诏学士院详定，请除《孙子》《吴子》历代史天文（虞按，“天文”两字原引作“与”，今正）、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法外，余悉为禁书。奏可。

    遂断定北宋宝元二年（1039）前已有刊本《通典》行世，又据乾兴元年（1022）仁宗即位避章显太后父刘通讳，至明道二年（1033）后薨不讳，而本书不讳“通”，推测宫内厅书陵部《通典》很可能刻于1033至1039之间。

    笔者以为，外戚之讳少见于版刻，其避讳是否那么严格，尚有讨论余地，但宿说明道二年到宝元二年的时限很值得重视。《宋会要辑稿》中有一则资料可以与此关联起来说明《通典》在北宋的刊刻时间。《辑稿·职官二十》载：

    天禧元年（1017）二月，赵安仁言：宗正寺所掌宗庙祠祭及编修玉牒属籍，并未有经书文籍检阅故寔。除《通典》《会要》及前代亲属图牒文字欲将本寺公用钱写置外，其国子监印本书籍，乞各赐一本。从之。

    国子监印本书籍，可以上请颁赐，而《通典》《会要》因为没有刊本，只能用宗正寺公用钱请人抄写以备检阅之用。由此可见，在1017年以前，《通典》一直没有刊刻。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北宋文献所载在天禧元年前引用《通典》的都是太常礼院中礼官，而不见其他省府和地方官员援引的现象。因为没有刊本，仅有的抄本或副本只能供礼院使用。联系宿白引录《长编》卷一二三所记，或许就是因为宗正寺花钱写置《通典》，才引起朝廷重视，从而刊刻此书。所以，宝元二年已有刻本《通典》，可以看作事态发展的必然。

    尾崎康1991年10月应邀来北京大学作五次版本学的系列讲座，讲述其曾将傅增湘旧藏，今藏天理图书馆《通典》之刻工姓名与绍兴年间之各书刻工一一比对，确定其为绍兴本；又仔细比勘绍兴本与本书之行款版式、刻本风格等，进一步认定本书是绍兴本据以覆刻的底本，再次将本书定格为北宋本。但因当时未见宿白文章，故仍然认为是“十一世纪后半刊本，十一世纪末期修补本”。

    绍兴本系据北宋本覆刻，此慧眼卓识，可以信从。若说是“十一世纪后半刊本”，也只能落在皇祐三年（1051）至嘉祐八年（1063）之间，依照本书避讳情况，再往后，便必须避英宗名讳。为此笔者重新校核全书中英宗讳字“曙”，皆不阙笔，唯卷一四六“从昬达曙”之曙作“署”。宋人讳曙，或缺笔，或改为晓、旭，不省“日”旁，此为错写别字。依《淳熙文书式》规定，“署”字为同音嫌讳亦当缺笔，今《通典》出现四百余次皆不避。再从官宦、文士应用角度观察，嘉祐进士杨杰在《禘祫合正位序议》一文中援引《通典》立论，熙宁进士张耒《欧阳伯和墓志铭》提到欧阳修之子欧阳发援据《通典》为礼官陈公襄定皇曾孙服制，元丰进士华镇《皇猷》诗之四“绵绵句丽”下引《通典》作注。以上三人都是北宋中后期人，官阶尚不足进馆阁亲阅写本《通典》，故所援据，多半是刻本《通典》。宝元以前有刻本，渐次通行，以致文人学士能信手引用。又《通典》字体与《御注孝经》相近，狩谷棭斋定《孝经》刊于天圣、明道间（1023～1033）。所以，将北宋本年代定在十一世纪上半叶，有足够的文献依据。

    年代虽基本确定，但它是官刻还是坊间私刻？宿白根据“当时民间尚无刊刻史书的著录和民间刊本一般不记刊工等因素”，推测可能是官刻。尾崎康断定南宋本覆刻北宋本，是缘于靖康板荡，金人掳掠版片以北，朝廷不得不在临安急速招募刊工覆刻汴梁监本之史实，他应该也倾向于官刻。笔者曾研究复原过北宋国子监的《春秋正义》，发现北宋国子监刊刻的单疏本都是半叶十五行，行24、26到30字不等，与《通典》行款相近。北宋从太平兴国、咸平以来，国子监校雠、刊刻书籍虽有并行，有交错，但大致是先经注、义疏、字韵书，后正史、诸子等，故延至明道、宝元间刊刻《通典》，允在理中，且《孝经》也是官刻。从行款版式、刊刻时间、为南宋本覆刻之底本，以及北宋朝廷诸司对《通典》的需求等因素综合而言，北宋本《通典》应是国子监刊本。

三

    北宋本《通典》作为版本的珍品，其文物价值无可估量。而其学术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杜佑于贞元十七年（801）上其书于德宗，深藏皇宫，外间少有流传，《崇文总目》著录的北宋三馆所藏写本，应是最接近原书的副本或抄本。而明道、宝元间之刊刻，无疑会直接依据皇家馆藏写本，此其一。如前所论，本书应系国子监刊本，宋代官刻书籍之校勘，往往多由帝王钦差某官领衔，率人精校、覆校，如有官员指出讹误，更有重校者，校毕表上，而后下旨付某地刊刻，有些书籍后面还附有校勘官员姓氏，程序专业，职责分明；相对民间坊刻，可信程度自然要高，此其二。《通典》系纂辑先秦汉魏六朝隋唐资料而成，杜佑所征引史料，固有很多不传，即使有可按覆比勘的文献存在，也不能视同一源，因为唐代都是抄本，来源不一，文字歧出。即就史书而言，宋景德以后逐渐校勘刊刻的前四史和眉山七史等，其文字与杜佑所见无疑会有差异。明清校刻《通典》者，往往据刻本史书校改《通典》文字，失之弥远，此其三。即此三点，北宋本的文献、学术价值就不能等闲视之。

    南宋以下各本，在校勘、翻刻之际，由于传抄、阅读、理解、辨认等原因造成了种种讹误，下面再用具体例子来证明诸本之非，以显示北宋本之珍贵。

    （一）衍夺。元本和三种明本在卷18《选举六》之末有“遂宁王氏曰：士为四民之首，有关世教大矣”云云74字，日本玉井是博推测很可能是南宋王灼之言，显然为后人窜入，而北宋本和南宋本就根本没有这段文字。

    （二）因误字引起句读之误。杜环是杜佑的族子，所著《经行记》早已失传，而《通典》却保存了1510字，弥足珍贵。自丁谦著《经行记考证》以来，王国维、张星烺、冯承钧、向达以及英国亨利·玉尔，德国夏德，法国沙畹、伯希和，日本白鸟库吉、石田干之助等无不重视这部佚著。上世纪六十年代张一纯著《经行记笺注》，其“大食国”下有“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枣”一语。前言“楄桃”，后再用“又”字，语气似不顺。浙江书局本《通典》卷193引《经行记》作“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枣”，《太平御览》卷795引作“其菓有偏桃千年枣”，《太平寰宇记》卷186引作“其果有偏桃又千年枣”，《通志》卷196引作“其果有蒲桃人千年枣”，《文献通考》卷339引作“其果有偏桃又千年枣”，诸书皆引自《通典》而文字各异，张氏从局本《通典》，以“人”为误字，故标点亦异。今核北宋本作“其果有偏桃人、千年枣”，知诸家所引皆有脱漏讹误。“又”实为“人”之误。《新唐书·地理志》：“〔安西〕土贡：碙砂、绯毡、偏桃人。”《广博物志》卷43云：“又海上有偏桃人，亦果属。”皆可证。桃人即桃仁，《齐民要术》和唐代医方言及“桃仁”者多作“桃人”。北宋本之可贵，于此可见一斑。

    （三）不明字义用法。卷十八末杜佑评语曰：“昔在唐虞，皆访于众，则舜举八元八凯，四岳之举夔龙稷契，所盖用人之大略也。”南宋本以下均作“此盖用人之大略也”。“所”可作代词用，表近指，犹“此”，本不烦改字。后世不知“所”有“此”义，以为不通而改之。

    （四）官名。卷十四叙后魏州郡选举引《魏书》有“东宫博士”一官，南宋本以下皆作“东官博士”。今宋蜀大字本、中华点校本《魏书·高允传》作“东宫”，且《北史》《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都引作“东宫”，可证南宋本以下之误。

    （五）人名。卷十四引《晋书》“王戎字浚冲”，元本以下至朝鲜本皆改为“睿冲”，不知“浚冲”是深邃淡泊之意，文献载王戎字无作“睿冲”者。

    （六）避讳。卷十四“至孝文帝，励精求理”，求理即求治，杜佑避高宗李治讳改。唐史臣撰着六朝史书及表疏，皆作求理。又如“治本”作“理本”，“治体”作“理体”等，已成常用词汇。方本以下至武英殿本皆改为“求治”，未免夺情。

    （七）词汇。卷十五引高季辅知选事有“凡所铨综”，方本以下皆改为“铨录”。今《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纪纂渊海》等唐宋文献皆引作“铨综”。词意虽同，但唐代史臣撰写史书或章表奏疏多作“铨综”，杜佑用唐代常见词汇，殊无改易必要。

    （八）误字。卷十八有“兴衰是繁”一词，南宋本以下至武英殿本皆误作“兴丧是繁”，衰、丧形近而误，遂至不通。

    尾崎康以六卷《选举典》为例，用表格展示北宋本、南宋本、元本、方献夫本、李元阳本、无刊记本、朝鲜本、武英殿本的一千二百多条各本异同，很明显地显示出北宋本的正确与优越。虽然也偶有北宋本讹误之处，如“同岁”讹成“岁同”，“蔡邕”误作“蔡应”，但北宋本正确而他本误植误改者不胜枚举，皆足以见版本之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