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佛教传入、道教生成的内在根源在于儒教本身某些精神缺失，而佛教、道教的定型与发展则是在儒教观念的笼罩下完成的。儒教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帝王立于“一尊”的特殊地位，使佛教和道教只能在辅助教化的轨道上发展，并不断按照统治者教化百姓的需要改造自身，成为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宗教。即是，汉代从教化论的角度对佛教、道教的理解，也就规定了中国政教关系的基本走向。

　　佛教是一种产生于印度的世界性的宗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反观人类的“十二因缘”，发现了人类的“五蕴”之苦，并为人类指出了摆脱轮回之苦，求得“涅槃”正果的“八正道”。据研究，佛教大约是在两汉之际由西域的僧人和使节传入我国的，首先在民间传播，以后逐渐影响到社会上层。中国人最早将佛教称为“佛道”，认为是一种黄老方术那样“白日飞升”，“长生不老”的“道”，同时也是周孔之道那样“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牟子理惑论》，《弘明集》卷一）的“道”。

　　当佛教逐渐在社会上扩大传播，并引起社会上层注意后，在当时社会浓重的“教化”氛围的影响下，佛教徒使用教化的概念向统治者解释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世人开始从教化的观点理解佛教。如三国时期西域僧人康僧会所译《六度集经》说佛祖：“以五戒、六度、八斋、十善，教化兆民，灾孽都息，国丰众安，大化流行，皆奉三尊。德盛福归，众病消灭，颜影炜炜，逾彼桃华。”（《六度集经》卷八）他把佛祖传播教义的过程，解释成了教化民众的过程。只要接受了佛教五戒、六度、八斋、十善的教化，就可以获得“灾孽都息，国丰众安”的社会功效。如此解释佛教的功能，颇有些儒家“内圣外王”的影子。晋人宗炳作《明佛论》说：“教化之发，各指所应……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轲林宗康成盖公严平班嗣杨王之流，或分尽于礼教，或自毕于任逸，而无欣于佛法。”（《弘明集》卷二）他向怀疑佛教理论与儒教、道教社会教化功能相互矛盾的观点的人指出，在治理乱世的功能上，儒家的“礼教”，道家的“任逸”，都“无欣”于佛法，佛教自有佛教的特殊作用。在以后所出的经典中，用“教化”说明佛教的越来越多，说明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更看重的是佛教“教化众生”的社会功能。

　　晋代人开始大量使用“佛教”的称谓代替“佛道”，成为其正式名称。孙绰在《喻道论》中说:“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圣有深浅之迹，尧舜世夷。”(《弘明集》卷三)觉悟之途讲的是佛教的内在属性，教化之功讲的则是佛教的社会功能。从名称的翻译开始，佛教就进入了中国化的进程，中国人开始赋予它更多的社会的职责与功能，使其必须在辅助教化的轨道上发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出现的《太平经》、《老子想尔注》都是早期的道教经典，对道教的诞生有催化作用。这两部书都多次提到教化的思想，《太平经》卷一说:“君圣师明，教化不死，积炼成圣，故号种民。种民，圣贤长生之类也。长生大主号太平真正太一妙气、皇天上清金阙后圣九玄帝君，姓李，是高上太之胄，玉皇虚无之胤。”老子李耳是道教的始祖，《太平经》认为他是由于“教化不死，积炼成圣”，圣君明师教化百姓，还可以积累长生功德，这也是道教长生理论中的政治文化本色。《老子想尔注》说:“上圣之君，师道至行以教化。天下如治，太平符瑞，皆感人功所积，致之者道君也。”作者认为，最好的君主称为“道君”，他们以“道”教化天下，使天下大治，符瑞呈现，乃民心感动天意所致。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终于在汉末形成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道教在公开发动起义以前，也是以教化世人的形式隐蔽传教。教化论的旗号麻痹了一些统治者，使道教积蓄了巨大的能量，一旦发动起义，就给予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在太平道被镇压，五斗米道被收编以后，道教开始了从民间宗教向官方宗教的转化，当时的道教徒们，更是利用教化论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证明。此后出现的道教经典大谈教化论。《云笈七签·卷二十八二十八治部》载:“第一云台山治，在巴西郡阆州苍溪县东二十里，上山十八里方得，山足去成都一千三百七十里。张天师将弟子三百七十人住治上教化，二年白日升天。”正由于道教的大师们努力宣扬道教具有“以道化民”之功，逐渐到得了统治者的认可，成为中国正宗大教之一。

　　正是在重视教化的大背景下，儒、佛、道三家的关系变成了“三教”的关系，形成了中国政教主从，以教辅政的历史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