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有一回，写贾政之妾赵姨娘，因自己不得志，便与马道婆串通，对贾宝玉和王熙凤二人使用魔法。马道婆收了赵姨娘的银两等，便剪出两个纸人，写上宝玉和凤姐的生庚年月，又铰了五个青面鬼，用针合钉在一起。随后作法，使贾宝玉和王熙凤暴病，几乎死去。最后还是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出现，将贾宝玉身上“宝玉”通灵，好不容易才解救了两人性命。这便是《红楼梦》中的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这一回的文字，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旧时代迷信活动盛行的反映。“作法”“魇魔”云云，只是心理恶念愿望，没有什么真实的依据；有了这一回，恰恰应了人们对《红楼梦》“满纸荒唐言”，“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评语。可是，贾宝玉、王熙凤在发病时的情形，却在书中留下症候，如发热，呓语，不省人事等等，从这些迹象，能不能寻出一点病理的缘由呢？学医出身，又是文学家、诗人的郭沫若，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曾经对此作过一番探究。

　　1956年元月，郭沫若在重读《红楼梦》时，对于第二十五回，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结合自己的医学知识，亲身体会，认为这一回中表现的内容，并非“荒唐言”，不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假语村”言，而是有根据的切实陈述。并由此写出一篇文章《〈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的一种解释》。

　　略微熟悉郭沫若经历的人都知道，他早年在日本，进的是九州帝国大学，专修的是医科，是严格意义上的“科班”出身。只不过后来过分钟情文艺，加上耳朵重听，难以用西医必须的听诊器问病，才放弃了医生职业。可病的一般机理，他还是十分熟悉的。再加上他自己曾经得过一场与《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里描述相似的大病，有切身体会，故此，在重读《红楼梦》时，从病理、病情的角度来研究这次看似荒唐的“魇魔法”之类，才算是探到了似乎迷信现象下面的事理真实。

　　郭沫若首先研究了贾宝玉和王熙凤的病情:“贾宝玉的病是突然发作的，得病是在春天。”由此向前，熟悉本回的读者都知道，赵姨娘的儿子贾环，因心存嫉恨，故意用燃着的蜡烛倒在宝玉的脸上，蜡油烫起了一溜燎泡。可郭沫若认为:那并不是病源。根据后面的叙述，宝玉是突然病发的。他一下子叫起了“头痛”，又是蹦跳，口里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宝玉这边还没闹毕，凤姐又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犬杀犬，见了人瞪着眼就要杀人。等到将他们安置下去，“叔嫂二人越发糊涂，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浑身火炭一般，口内无般不说。”郭沫若加以分析:“如上所述，凤姐和宝玉是同时在春天突然发病，都没有前驱症，都发高烧，都有神经失常的症状，昏迷，谵呓。宝玉自诉头痛厉害，凤姐虽没有说，可能也是头痛的。两人又都养了33天，把病养好了。”郭沫若十分肯定地说:“我可以下出诊断:他们两人的病是斑疹伤寒。”

　　郭沫若如何就下出诊断，认为他们两人患的是斑疹伤寒呢？斑疹伤寒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原来，所谓斑疹伤寒，是一种由人虱传染的急性流行病。一般说来，体虱和头虱都可以传染。这种病原体，是以因研究斑疹伤寒，受到传染死亡的立克次博士名字命名的。它是一种微小的双杆菌，多数存在于体细胞之内。这种病的传染途径是由人体创口(即使这创口细微到肉眼看不见)与含有菌体的虱类接触；或由呼吸道吸入导致感染。主要病理是血管受损，周围发炎，引起血管栓塞，出血等。这种病，在当时死亡率相当高，在15%~70%之间；中年人死亡率尤高，男性一般高于女性。

　　为了与《红楼梦》书里描述的情形对照，郭沫若还进一步介绍:这种病受感染后有8~12天的潜伏期；然后突然高烧，病人全身发抖，高烧要持续两个星期以上。发病4到6天，病人身上出现特殊红斑，略隆起，有豌豆大小。发疹期，中枢神经系统受到障碍，精神混浊，幻视幻觉，谵语，兴奋，脉搏频细，进入昏睡状态。发病时间一般在冬春两季。

　　按照病理上的叙述，郭沫若认为:虽然原书叙述得不够严密，我们仍可以放心地下出诊断:那确是真性的斑疹伤寒。这病是从虱子传染来的，并不是由于“纸铰的五鬼”和马道婆的邪法。大观园里，在宁荣二府这样的富豪人家，怎么会有虱子出现呢？郭沫若认为，一种可能是外面人带进来的；另一种可能是凤姐和宝玉在外面沾染上了虱粪所致。郭沫若倾向于后一种可能。因为书里第十五回，有“王熙凤弄权铁槛寺”的一节可以为证。

　　那是秦可卿死了之后，凤姐负责办理丧事，把秦可卿灵柩运到铁槛寺停放。在送殡途中，凤姐带着宝玉和秦钟在一家农庄上歇过，又在水月庵住了两宿。郭沫若觉得:他们的病就是在这里传染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证据，就是秦钟的死。秦钟死前，咳嗽伤风，饮食懒进，大有不胜之态。郭沫若以为:斑疹伤寒有8~12天的潜伏期，秦钟的这些症状，正是先前征兆。后来其父秦业发现儿子私情，打了秦钟一顿，自己气得老病发作，不过“三五日光景，呜呼死了”。秦钟带病挨了打，不久便“不中用了”。根据突然发病，迅速死亡，时间在冬天这几点推判:“因而不必踌躇，可以断定父子两人都是害了斑疹伤寒。秦业死得那么快，那可能就是斑疹伤寒中最恶性的一种，所谓‘电击的出血型’，发病一星期就可以致死。”

　　秦钟与凤姐、宝玉是一同外出的，郭沫若认为他们的病也是一次感染的，可是，秦钟却早早死了，宝玉与凤姐的病却迟了一年，这与该病潜伏期仅8~12天就太不相符了。郭沫若认为:“我看这并不是不能解答的问题。这是由于作者把凑集在一起的材料或生活经验，有意地加以裁截，把它分开来叙述了。这样把生活经验或前或后地加以适当地安排，正是富有创造性的作家的常用伎俩。”

　　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考察，郭沫若所作的解释的确可以寻出很多事例证明。

　　在郭沫若看来，秦业、秦钟之死，与凤姐、宝玉的病恰好成了互证。他们同时得的真性斑疹伤寒，不过秦业、秦钟属于不幸者，而凤姐、宝玉就相当幸运了。在这里，郭沫若借用当时相当多红学家的看法:《红楼梦》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其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照这样的观点推下去:“我看曹雪芹倒是一位幸运的人。他在十三四岁时得了斑疹伤寒而没有死，并没有什么并发症，很顺畅地‘三十三日之后，身安病退，复旧如初’了。(这日程和斑疹伤寒的完全复原相差不远。)”

　　在这里，郭沫若说得如此肯定，除去病理分析对照，他自己实实在在有过患此种病的亲身经历。那是在1927年12月，郭沫若本来是准备全家去苏联的，可是，突患重病，高烧，“脸色发红而带浮肿，两眼充血”，被医生确诊为“斑疹伤寒”。在上海住院两个多星期，“完全失掉知觉，不断地发出谵呓，时而表现狂暴”。最严重的时候，医生已关照其夫人“准备后事了”。郭沫若最终虽熬了过来，可并发了中耳炎，使原来就有的耳疾更加严重，最终导致无法行医的后果。所以，他不仅可以通过病理、病情研究，还可以通过亲身感受，为王熙凤、贾宝玉的病，作出一个较为恰当的判断。

　　郭沫若说:“曹雪芹当然不会知道这种病叫斑疹伤寒，更不会知道这种病的病原体是立克次体，传染性相当厉害。这是时代限制了他。时代对于他的限制竟使他相信这病是由于马道婆的邪法，是由于赵姨娘的谋害。这样的封建意识是曹雪芹所表现出的他自己落后的一面。”郭沫若还论及赵姨娘，以及她被歧视的缘由:“我看，在这儿也很有可能是他发挥了作家的想象力，不免冤枉了人。马道婆是坏蛋是可以肯定的，赵姨娘之被人歧视只因为她是‘姨娘’而已。封建时代的人不责备男人纳妾而却鄙屑女人做妾。曹雪芹尽管是伟大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毕竟未能超越时代。”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赵姨娘”，郭沫若显得见解不凡。他超越了人因身份随之而来的贵贱观念，将人物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来予以评论了。

　　郭沫若写这篇文章，除了为宝玉、凤姐诊病，还有什么意味呢？人们大都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可在第二十五回，写马道婆作法，什么“铰纸人”，“附五鬼”，难道就是“认真说鬼话”了？郭沫若从病人情况出发，通过上面论述，认为曹雪芹并不特别违反了他的现实主义手法，他的叙述依然是有根据的。这完全应该视为郭沫若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这当然得益于他科班的医学知识和切身感受。这是不是又从一个方面证明，一个研究家，具备更广博的知识，同时重视自己切实的人生感受，对事物的领会，就常常有更新的角度，更宽阔的视野，就较为容易得出近于实际的结论。郭沫若为文学人物贾宝玉、王熙凤“诊病”情形，大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