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国初年学术界掀起一波反《诗序》运动，郑振铎是其代表人物。本文从“《诗序》掩盖《诗经》真相”、“《诗序》观点自相矛盾”、“《诗序》的作者是卫宏”几个方面对郑氏的《读毛诗序》一文的内容做了概括、介绍，并对郑氏的类比归纳研究方法做出了分析。

【关键词】郑振铎 《读毛诗序》 反《诗序》运动

一、缘起

《诗序》又称《毛诗序》，本是解释《诗经》各篇诗旨的文章。完成后，爲方便阅读，有学者将各篇诗旨分别附于各诗篇之前。 《诗序》的释《诗》观点也成了解释《诗经》的准则。虽然，从宋代起有反《诗序》运动，《诗序》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打击。但从明中叶起《诗序》的地位逐渐恢复。一直到清朝末年，《诗序》的可靠性才又有人提出质疑。从民国初年起又掀起一波反《诗序》运动，最先发难的学者就是郑振铎。郑氏在民国十二年（1923）一月《小说月报》十四卷一期，发表《读毛诗序》 ，对《诗序》作了十分严厉的批判，目的是要将《诗序》逐出《诗经》之外，切断《诗序》与《诗经》的关係。数年前，本人作《民国初年的反诗序运动》 ，探讨民国初年反《诗序》的时代因素，当时学者论辨《诗序》的作者，批判《诗序》的观点等，文中对郑氏的观点也略作归纳，但限于全文体例，未能全面的讨论。郑氏的《读毛诗序》是民国初年以来最早，也是最深入批判《诗序》的论文，对同时代和后来学者的观点影响很大，因此，单独爲文加以论述。

二、《诗序》掩盖《诗经》真相

郑振铎以爲要研究汉以前的古代诗歌，除了《诗经》以外，不能再找到别的更好更完备的选本。但是这部《诗经》却久爲重重叠叠的注疏瓦砾所掩盖。郑氏叙述唐末以前《诗经》解释的家数异同如下：

汉兴，说诗者，即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氏之学。北海相郑玄爲毛氏作《笺》，《毛诗》遂专行于世。《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后亦亡逸，仅有《外传》传于世。然《毛传》虽专行，而王肃说《毛诗》又与郑玄不同。其后，孙毓作《毛诗异同评》，评毛、郑、王之异同，多非郑党王之论。陈统又作《难孙氏毛诗异同评》以驳孙氏之说，到了唐代，韩愈对于《毛诗序》文又生疑义。

这是叙述《诗经》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兴衰消长，即使是《毛诗》本身也有各家的说法，相当不一致。郑氏又叙述宋、元、明三代《诗经》学的发展过程：

及宋，而《毛诗》遂被攻击得体无完肤。欧阳修作《毛诗本义》，苏辙作《诗经集传》 ，虽有怀疑之论，却还不敢出《毛诗》范围。到了郑樵作《诗辨妄》，程大昌作《诗论》，王柏作《诗疑》，王质作《诗总闻》，朱熹作《诗集传》，《毛诗》才渐渐的失了权威。虽有周孚、吕祖谦诸人的竭力拥护，而总敌不过攻击者的声势。元明以来，朱熹的势力极大，《诗集传》用爲取士的标准，一切说诗的人，便都弃了《毛诗》，服从朱熹。

这是宋、元、明《诗经》学发展的经过。从北宋的怀疑《诗序》，到南宋郑樵、朱熹等人完全抛弃《诗序》。所举说诗者有十馀家，或攻《诗序》或遵《诗序》，最后皆信从朱子的《诗集传》。郑氏又举清代《诗经》学的演变：

到了清代，反动又起，阎若璩作《毛朱诗说》，毛奇龄作《白鹭洲主客说诗》，陈啓源作《毛诗稽古编》，陈奂作《毛诗传疏》，多非难朱熹之说，要把《诗经》从朱熹的《集传》的解释的势力下，回复到毛郑的《传》、《笺》之旧。段玉裁写定《毛诗故训传》，孙焘作《毛诗说》，且进一步而排斥郑玄之说，要把《诗经》从郑玄的《毛诗笺》的解释里脱出，回复到毛公的《毛诗故训传》之旧。魏源作《诗古微》，陈乔枞作《三家诗遗说考》，龚橙作《诗本谊》，皮锡瑞作《诗经通论》，王先谦作《诗三家集疏》 ，又更进一步而不满于《毛诗》，要把《诗经》从毛公的《故训传》解放出来，回复到齐、鲁、韩三家诗义之旧。此外又有姚际恒作《诗经通论》，崔述作《读风偶识》，方玉润作《诗经原始》，脱去三家及毛公、郑玄之旧说，颇表同情于朱熹，一以己意说《诗》。

清代起开始反对朱子，恢复毛、郑之学。清末又从毛、郑之学进一步回到今文三家之说。从汉代到清代这么多的注释，应该遵从哪一家的说法？郑氏对这种状况很无奈地说：

到底是齐、鲁、韩三家说的诗好些呢？还是毛氏的《训传》好些呢？到底是朱熹的《集传》对呢？还是毛、郑的《传》、《笺》对呢？许多人都是出主入奴，从毛者便攻朱，从三家者便攻毛。他们辗转相非，终不能脱注疏、《集传》之范围，而所谓注疏、《集传》，又差不多都是曲说附会，离《诗经》本义千里以外的。

郑氏以自己爲例，他先读朱子《诗集传》，又读《毛诗正义》，又看《诗经传说彙纂》，再看三家诗的着作，然后说：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诸家异说的纷纭，与传疏的曲解巧说，当读毛、郑的《传》、《笺》的《诗经》时，觉得他们的曲说附会，愈读而愈茫然，不知诗意之何在。再把朱熹的《诗集传》翻出来看，解说虽异，而其曲说附会，读之不懂，解之不通的地方同《传》、《笺》差不多。他并以《召南?鹊巢》一诗爲例，来证明《毛诗序》、《诗集传》的说法，根本是曲说附会。

郑氏认爲在重重叠叠的注疏、《集传》瓦砾中，《毛诗序》算是一堆最沉重、最难扫除，且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他以爲《毛诗序》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它的附会，穿凿不通。宋人章如愚以二南爲例，指出《诗序》的附会，郑氏即引以爲证。 另郑氏又引《朱子语类》的话：

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宾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爲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耉”，亦是欢会之时，祝寿之意。序者以爲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衹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衹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纔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朱子语类》卷八十）

郑氏引朱子的话，以爲古人作诗，也会吟咏情性，并不是都要讥刺他人，《诗序》最大的弊病，就是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也因爲《诗序》的附会曲说，掩蔽了《诗经》的真面目，所以郑氏说：

《诗序》之说如不扫除，《诗经》之真面目，便永不得见，吴澄说得好：“捨《序》而读《诗》，则虽不烦训诂而意自明，又尝爲之强诗以合《序》，则虽曲生巧说，而意愈晦。”

郑氏以爲要得《诗经》的真面目，就必须扫除《诗序》，并如吴澄所说，如强诗以合《序》将使诗意更加隐晦。

三、《诗序》观点自相矛盾

爲了让读者了解《诗序》的美刺说，并没有一定的标准，郑氏用类比归纳法来分析，发现了《诗序》的许多矛盾。所谓类比归纳法，就是将《诗经》中同一类别的诗合拢来看，同是爱情诗，《诗序》所定的诗旨应该相差不远；同是祝颂的诗，也是一样。当郑氏用这种方法作归纳时，发现《诗序》所定之诗旨，根本不符合这原则。例如《周南?关睢》、《陈风?月出》、《陈风?泽陂》三首情诗，《诗序》所定诗旨完全不同，兹将诗篇内容和《诗序》所定诗旨胪列如下：

周南

关雎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关睢，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

陈风

月出 月出皎兮，皎人僚兮，

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浏兮，

舒优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

舒天绍兮，劳心惨兮！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

陈风

泽陂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有美一人，伤如之何！

寤寐无爲，涕泗滂沱！

彼泽之陂，有蒲菡萏。

有美一人，硕大且俨。

寤寐无爲，辗转伏枕！

泽陂，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

郑氏以爲《关睢》是写男子思慕女子，而达到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程度；《月出》是写男子在月下徘徊，见明月之光，而思念所爱之人。《泽陂》思念所爱之人，至于寤寐无爲，涕泗滂沱、辗转伏枕的程度。可见三首情诗的内容是差不多的。可是《诗序》的说法就完全不是这一回事，郑氏批评《诗序》说：

试再读《诗序》：他所说的真是可惊。原来《关虽》是美“后妃之德”，《月出》却是“刺好色”，是说“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的；《泽陂》却是“刺时”，是“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成伤焉”的。我真不懂：爲什么同样的三首情诗，意思也完全相同的，而其所含的言外之意却相差歧得如此之远？我真不懂：爲什么“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二句，在《周南?关虽》之诗里，便有这许多好的寓意，同样的“寤寐无爲，辗转伏枕”二句，在《陈风?泽陂》之诗里，便变成什么“刺时”，什么“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等等的坏意思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由于《诗序》所说三首诗的诗旨完全不同，所以郑氏特别提出质疑，认爲是不可思议的事。

郑氏又举《小雅?楚茨》和《大雅?凫鷖》两首祭祀诗爲例：

小雅

楚茨 济济跄跄，

挈尔牛羊，

以往烝尝。

或剥或亨，

或肆或将。

祝祭于祊，

祀事孔明。

先祖是皇，

神保是飨。

孝孙有庆，

报以介福，

万寿无疆！

楚茨，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

大雅

凫鷖 凫鷖在泾，

公尸来燕来宁。

尔酒既清，

尔殽既馨，

公尸燕饮，

福禄来成！

凫鷖在沙，

公尸来燕来宜。

尔酒既多，

尔殽既嘉，

公尸燕饮，

福禄来爲！

凫鹭，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

郑氏认爲这两首诗，《楚茨》的辞意很雍容堂皇，《凫鷖》的辞意也是如此，毫无不同。但爲何《诗序》所定的诗旨相差这么多？郑氏推论说：

因《楚茨》不幸是在《小雅》里，更不幸而被作诗序的人硬派作幽王时的诗，于是遂被说成：“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了。至于《凫鷖》则因它在《大雅》里，于是《诗序》便美之曰：“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我不知《楚茨》的诗里，有哪一句是说“祭祀不飨”的？“挈尔牛羊，以往烝尝”与“尔酒既清，尔殽既馨”有什么不同？“报以介福，万寿无疆”与“福禄来成”、“福禄来爲”又有什么分别？爲什么《楚茨》便是刺，《凫鷖》便是美呢？这种矛盾之处，真令人索解无从。

郑氏以爲两诗的内容相同，《诗序》所定诗旨所以不同，是因爲《楚茨》编在《小雅》，被说成是刺幽王的诗。而《凫鷖》因爲编在《大雅》，就被认爲是赞美的诗。郑氏质疑《楚茨》的“挈尔牛羊，以往烝尝”、“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和《凫鷖》的“尔酒既清，尔殽既馨”、“福禄来成”、“福禄来爲”有什么不同？爲何《楚茨》是刺，《凫鷖》是美？

郑氏又举《召南?草虫》、《王风?采葛》、《郑风?风雨》、《秦风?晨风》、《小雅?菁菁者莪》、《小雅?裳裳者华》、《小雅?都人士》、《小雅?隰桑》八首诗，认爲这些诗的内容都相差不远，而《诗序》所定的诗旨，却南辕北辙。郑氏说他想了半天，想不出道理来，后来终于想通了，他说：

因爲《草虫》是在《召南》里，所以便以爲是美，《风雨》是在《郑风》里，所以不得不硬派他一个刺。《隰桑》、《裳裳者华》因爲已派定是幽王时诗，所以便也不得不以他爲刺诗。

可见《诗序》定诗旨时，并不是从诗的内容来决定，而是看该诗是属于哪个风，哪一个君王的时代，郑氏感叹地说：《诗序》的精神在美刺。而不料他的美刺，却是如此的无标准，如此的互相矛盾，如此的不顾诗文，随意乱说！

四、《诗序》的作者是卫宏

《诗序》之作者是谁？一直没有肯定的答桉。郑振铎说：《诗序》作者之爲何人，自汉迄宋已衆论纷纭，莫衷一是。在诸多说法中，郑氏认爲比较有根据的，共有三说：

（1）子夏作。

（2）卫宏作。

（3）子夏、毛公、卫宏合作。

他认爲第三说是《隋志》折中衆说而来，本不太可靠。第一说，韩愈和成伯璵已有所怀疑，郑氏则认爲：

魏源的《诗古微》曾证明《鲁诗》、《韩诗》之源，与相传的《毛诗》传授之源是相同的。然而《毛诗序》之释《诗》，与《鲁》、《韩》俱不相同，如《汉广》，《韩》以爲“悦人也”，《毛诗序》则以爲是“德广汉也”。《邶?柏舟》，《鲁》以爲是“卫宣夫人作”，《毛》则以爲是“言仁而不遇也”。《诗序》果出子夏或孔门，决不会与他们相差得如此之远。且“设若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传此学？”（郑樵说）是知指《诗序》爲子夏作者，实亦无稽之谈，与诗人所自作或国史所作之说，同样的靠不住。

郑氏这段话的要点有二，一是根据魏源研究，《鲁诗》、《韩诗》和《毛诗》传授的渊源本是相同，他们说诗不容有如此多的差异。二是如果子夏有作《诗序》，齐、鲁间应该先出，爲何反而从赵这地方先流传？

郑氏认爲三说中最可靠的是第二说。因爲《后汉书?儒林传》中，明明白白地说：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至今传于世。这个说法，郑氏以爲范晔离卫宏未远，所说想不至无据。

郑氏又以爲，《诗序》如果不是卫宏作，其作者也决不会在毛公、卫宏之前。他提出几个证据来证成他的说法。第一个证据是：

我们知道《诗序》是决非出于秦以前的。郑樵说：“据六亡诗，明言有其义而亡其诗，何得是秦以前人语？《裳裳者华》‘古之仕者世禄’，则知非三代之语。”

郑氏引郑樵的说法，以爲六笙诗明言有其义而亡其辞，这决非秦以前人的话。又《裳裳者华》的《序》有“古之仕者世禄”，也非三代人的话。

第二个证据是要证明《诗序》决非出于毛公作《故训传》以前。郑氏所举的证据是：

《诗序》之出，如在毛公以前，则毛公之《传》，不应不释《序》。尤可怪的是，《序》与《传》往往有绝不相合之处，如《静女》，《序》以爲是刺时，是言“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而《传》中并无此意，所释者反都爲美辞。又如《东方之日》，《序》以爲是刺衰，是言“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而《传》中也绝无此意。且释《东方之日》爲“人君明盛，无不照察也。”释“姝”爲“初婚之貌”与《序》意正相违背。如以《序》之出爲在毛公前，或以《序》爲毛公所作，或润色，都不应与《传》相歧如此之远。

郑氏这段话的论点有二：一是毛公的《毛诗诂训传》，并不解释《诗序》，可见毛公之前并未有《序》。二是《序》和毛公的《传》有不少说法大不相同。如果《序》出在毛公之前，或是毛公所作，或经毛公润色，都不应相差如此之远。

郑氏的第三项证据，是要证明《诗序》是出于《左传》、《国语》之后。郑氏的说法是：

爲《毛诗序》辩护的，都以爲其与史相证，事实明白，决非后人之作。而不知其所举事实，乃皆钞袭诸书，强合经文，绝无根据。……凡《诗序》与《左传》诸书相合的地方，正是《诗序》从他们那里剽窃得来的证据。

郑氏以爲《诗序》所言，皆钞自各书，如与《左传》等相合的地方，都是从《左传》等书剽窃得来。

郑氏第四个证据，是要证明《诗序》出于刘歆以后，他的说法是：

郑樵说：“刘歆《三统历》妄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误卫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文王受命之说，不见他书。作《诗序》者如不生于刘歆之后，便无从引用此说。

郑氏以爲刘欲《三统历》言文王受命，《大雅?文王?序》也说文王受命，可见《诗序》的说法引自刘歆《三统历》。

郑氏的第五个证据也是要证明《诗序》是后出。他说：

叶梦得说：“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后于汉，宏之《诗序》，至此始行也。”

郑氏引宋人叶梦得之说，以爲汉人之文章，并没有人引用《诗序》，衹有魏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明显引自《诗序》，可见卫宏所作的《诗序》，至此才流传开来。

郑振铎以爲有了以上数个证据，就可以判定《诗序》是后汉的产物。他认爲惟汉儒才能作如此穿凿附会之《诗序》。《诗序》如非汉人作，我敢断定他绝对不会这样乱说。

按今本《诗序》应是综合先秦诸家说《诗》的成果编辑而成。 时间也许是战国末年或西汉初。由于他是综合各家诗说而成，所以有沿袭《左传》等书的地方。又因爲《诗序》本来是单行的，至毛公作《毛诗诂训传》才将各篇之《序》置于篇首。因作者与《毛诗诂训传》不同，所以和《毛诗诂训传》的观点不完全相同。至于郑氏以《诗序》沿袭刘歆《三统历》，何以不说刘歆《三统历》沿袭《诗序》？因郑氏预存《诗序》晚出的观点，所以以爲《诗序》沿袭《三统历》，如把《诗序》认爲是西汉初的作品，那可能便是《三统历》沿袭《诗序》了。

郑氏论辨《诗序》的作者和时代，虽仅是一己之见，但其后，至民国三十几年，大部分讨论《诗序》作者的学者，都以爲是卫宏所作。大抵受郑氏观点的影响。

五、结语

郑振铎的《读毛诗序》发表后，也揭开了民国初年反《诗序》运动的序幕。许多学者爲文讨论《诗序》，大抵都遵循郑氏的研究方向。如黄优仕的《诗序作者考证》、顾颉刚的《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李繁誾的《诗序考原》、夏敬观的《毛诗序驳议》等，都引《后汉书?儒林传》以爲《诗序》是卫宏所作。

郑氏用类比归纳法，指出《诗序》自相矛盾的地方，以爲《诗序》定诗旨的标准，并不看诗的内容，而是看该诗属于哪个风，或哪个王。属于《周南》、《召南》的一定是美，属于《郑风》的一定是刺。属于文王的是美，属于幽王、厉王的是刺。顾颉刚受其影响，也以爲《诗序》论定诗旨的方法是政治盛衰、道德优劣、时代早晚、篇第先后。诗篇顺序在前的，其时代必早，其道德必优，其政治必盛。顺序在后面的，一切也都相反。

郑氏的《读毛诗序》由于发表的时间较早，方法较新颖，论辨又深入，成了后来学者论辨《诗序》的指导原则，对民国初年的《诗经》研究，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摘自《中华国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