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法制史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官吏法律特权内容的挖掘，至于官吏在其中所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则常被忽视。然而，“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又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官吏除因本人犯法会受到惩处之外，因与他人过失或犯罪有所牵涉而受到惩处的制度也一直存在。

官吏因他人过失而被问责和惩处的制度，即官员“连坐”，亦即官吏连带责任追究制度正式确立于春秋战国时期，清代则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清律例》和总数达三千四百一十四卷的五朝《会典》以及大量的“条例”，至少有一半是以官员为对象的。尤其是清代所制定、颁行的诸如《钦定吏部处分则例》、《钦定六部处分则例》等各种前代未有、少有的专门处分则例，更是为对职官实施行政问责而制订的。官员连带责任所涉及的事项范围广泛，举凡境内百姓户婚田土、灾赈抚恤、钱粮征解、刑名审断，以及驿递、马政、军政、科场、学校、河工、修造、离任、赴任、印信、考绩、书役等都在连带问责之列。

　　各事项责任连带所及，往往既包括直接过犯官吏之同一衙门官员，又包括与直接过犯官吏不同衙门但存在联系的上下级官员，尤其是负有管理、领导责任的上级官员。《大清律例》规定，同僚官吏连署文案判断公事，非故意而出现差错，“并以吏典为首”，“首领官减吏典一等，佐贰官减首领官一等，长官减佐贰官一等”；如果下级官员呈报给上司的事件“有差误”，上司“不觉失错”而准行，相关上司“各递减下司官吏罪二等”；如果上司给下级官员布置事件“有差误”，下级官员“依错施行者各递减上司官吏罪三等。清代各朝的行政法律法规同样对同僚官员、上下级官员的连带责任作出了规定。官员保举、荐举人才也行连带责任制。被举官员一旦违法，保举、荐举官即要受到惩戒。另外，官员失察家人、胥吏等也将负连带责任而受到处罚。

　　清代法律对于负有连带责任官吏的追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对责任官员予以行政处分；二是进行刑事制裁。行政处分追究分为罚俸、降级、革职三种基本类别。罚俸，即对连带责任官员扣发俸饷（应得正俸），主要分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一年五等。降级，有降级留任、降级调用两种。降级留任是就其现任之级递降，照所降之级食俸，仍留任，分为降一级留任、降二级留任、降三级留任三等；降级调用是视现任之级实降调任，以级之差分为降一级到降五级五等，凡降调而级不足以及无级可降，则议革职。革职又以责任大小、情罪轻重而有革职留任、革职、革职永不叙用三种。其中，革职永不叙用是最严厉的行政处分，一经受此等处分，例不得再入仕为官。对负有刑事连带责任官员，法定追究主要包括笞、杖、徒、流和死刑五种刑罚。笞、杖二刑均内分五等，分别为笞十至五十，杖六十至一百。初用“荆杖决打”，康熙八年起俱“用竹板”，可用罚俸或降级相抵。徒刑是剥夺连带责任人一定期限的自由并强制其服役的刑罚，也分五等，分别为徒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并各加杖。流乃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目的在于“罚令亲尝艰苦，稍赎罪愆”（《清仁宗实录》卷235）。另“比于流者”尚有迁徙、充军和发遣三种刑罚。迁徙，即指使犯罪人到1000里以外的地方进行安置；充军则两千里至四千里不等。“发遣”即将犯罪人发往吉林、黑龙江、伊犁和迪化等地“效力赎罪”。死刑，也就是剥夺连带责任官吏生命的刑罚，清代法定死刑分绞、斩两种形式。

　　清代官吏连带问责例有“公罪”、“私罪”之区别。是“公罪”还是“私罪”，关键是看官员之“差误”是否为主观故意。无论公事、私事获罪，而“出于无心者”乃公罪，“出于有心”即便系公事，也属于“私罪”（《钦定大清会典》卷11）。一般而言，连带责任为“公罪”者处罚较“私罪”为轻。如获笞、杖责任追究者，在以罚俸、降级抵消时，“公罪”比“私罪”处分轻一些，而且还可以用“加级纪录”抵销；“私罪”则相反，不但重一些，而且“虽有加级纪录，不准抵销”。

　　从实际情况看，由于清朝实行连带责任追究制，且“仕宦法网”“密如凝脂”，官员实际受到处分者人数众多。不仅如此，有的官员尤其是地方官，甚至处分在身累至数起至十余起不等。乾隆五十年，四川总督李世杰奏称，当时四川省一百五十名同知、通判、知州、知县官员中，仅因承缉逃兵一项而有处分在身者即达一百一十名之多。清朝“常有莅官一二载，罚俸至五六年者，有至十余年者”，甚至于有“历官数十年而未沾尺禄者”。高官大员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中央“一二品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龚自珍：《明良论四》）。譬如，清朝末年，礼部尚书恩承、都察院左都御史童华因办案“未能屏绝供应，致有失察家人需索情事”而处以“革职留任”处分。光绪四年，由于四川东乡一案而被连带问责革职的官员不仅有知县、知府，还有巡抚、总督，并且还对相关府县处以严厉的刑事处罚。凡此种种，固然反映了清代官吏违背法纪现象的严重，但也说明当时连带问责制度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

　　清代官员连坐、连带问责制对于官员自律和相互监督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让在官之人感到“自朝至暮”无事“不担处分”，以及官位“如琉璃瓶，触手便碎”，才使各级官吏不得不有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