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科当中，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国外普遍采用的专题研究不同，是以文学史来作为一个结构的，则文学史编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时候，文学史如何编写的话题早就跨过了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藩篱，成为一个公共话题。

　　关于文学史如何编写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争议的话题一直在延续。新近，由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后，重在知识界引发“文学史应该怎么编”的讨论，顾彬《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首发式上，“1600部文学史”引发的轰动效应让文学史的编撰问题重回公众眼帘。

　　如何评价当下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关于文学史写作的争议和呼声到底有哪些？1600种文学史教材中，哪些教材是确实值得推荐的？

当下文学史写作一窥

　　在古代文学史撰述领域内，诸多学者认为相对来说比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三套，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由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以及由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联合推出的《中国文学史新著》。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五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原是1961-1963年由当时中宣部的领导亲自挂帅，调集全国大批专家所编的多种文科教材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3—1964年出齐四册，全国通用，强调阶级分析，体例、内容、观点等方面稍显老化。袁行霈先生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集中了30位当今古典文学研究中极有成就的学者，组成了强大的编写班子；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因其颠覆性的编纂理念受到瞩目，主编者在新书出版后即主动表示书中仍有不少不当与不足之处亟待改进、将在此基础上推出新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套《中国文学史新著》，被称为突破了以往文学史撰写过程中的“阶级模式”。

　　在记者采访袁行霈先生的过程中，袁行霈表示，希望记者从他的文章中寻找他的编写思路。在袁行霈先生文章中，他总主编的这套《中国文学史》不但不排斥而且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的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是一部文化学视角的文学史。

　　骆玉明先生想问的是，所谓“文学发展的规律”究竟是什么？“按照通行也是权威的观念，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根本上表现为几大不同社会模式的更迭，但按照同样是通行和权威的中国历史分期法，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却几乎全部落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范围；在这个很长的过程里文学被什么力量推动、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变化，实不易说清楚。当然人们也试图讨论‘阶级斗争’、‘民生疾苦’在文学中的反映，但结果只是找出若干不相关联、在文学史上意义也不大的散点；人们也确实相当认真地研究了古代各种文体萌生发展、互代为雄的情形，但这似乎也只是一系列偶发现象相互串联在一起。”胡适曾经把“白话文学”的萌生与发展过程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主线，周作人曾经用“载道”与“言志”两种文学潮流的起伏与循环解释中国文学的全过程，他们试图给出古代文学的趋向。但不仅他们的理论早已被人们淡忘，在实际的研究上要完全回到他们那里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不仅古代文学发展过程的描述成为一种困难，与此相联，人们也不能回答：在古今文学的关系上，如果说“现代文学”之发生是合理和必然的，“古代文学”又孕育着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证明这种合理和必然呢？——骆玉明认为，应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做描述。“对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和自身逻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掘和描绘，将人们渴望了解而在以往文学史中又鲜有着墨的东西，那种传统文学中被遮蔽压抑的个性和人性精神呈现给了读者。”复旦大学社社长贺圣遂如此评价“新著”。

　　当代文学史领域，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撰述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在现代文学史领域则有着良好的口碑。

　　“外部的制度包括这种制度怎么落实到文本的叙述、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里头，这是过去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洪子诚告诉记者，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雏形是在香港出版的一个小薄本《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它引起的反响就是把制度的研究引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考察里头来，“当时被认为是一个突破”。

　　其实，一部文学史不可能承担所有的功能，达到所有的目的，它总有一定的侧重。比如，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是争议比较多的。据说，陈先生当初做这个文学史的目的，是为给刚进校的学生做文本的一些分析，不谈历史的问题。当然，这部教材已经不仅止于用在高校的低年级了。大家争论的问题是，他挑选的文本，分析的方式、方向，是不是能很好地说明当代这一段历史的过程。比如，他把一些当时很重要而且影响很大的作品排除在外，选择一些民间写作、对抗性或者异端性的东西来作为分析对象，民间的概念、包括潜在写作的问题，当时都引起很多的争论。大家的争论是，比如，“潜在写作”究竟能不能构成一种文学现象，潜在写作的文本本身能不能纳入到文学的范围里，即使可以纳入，那么，通过对这些文本的分析能不能勾勒出当时文学的状况，因为陈思和把当时一些主流的文学作品排除在外，没有做解释。

　　陈思和先生是很推崇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夏志清根据自己的眼光，从根本上颠覆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认识。正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了当时尚处于边缘地位的张爱玲和钱钟书以文学史应有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如今公认的现代小说大家。但是，夏志清也没有把他评价比较低的作品排除在外，比如他对鲁迅的评价不是很高，但鲁迅还是一个他没有能回避的作家；包括一些做革命小说的作家，也有一定的篇幅。

　　“文学史还是要关注作家作品问题，但不应该把这些作品从历史中分割开来，还是要放在‘史’的链条上，来分析和评价。”洪子诚先生如是表示。

　　董健先生告诉记者，在撰述《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时，他们的想法是重新用启蒙主义、人的发现，来重新评价和构造中国文学历史。但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对启蒙思想本身也应该有一种反思，笼统用人、人性的失落、消失来看当代文学，可能也有不够的地方。

　　此外，在中国文学史领域，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郑振铎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至今仍在沿用，都是非常好的文学史撰述。

　　在现当代文学史领域，由程光炜、孟繁华撰述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比较受到重视。同时，山东大学孔繁今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黄修已教授撰述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包括苏州大学朱栋霖教授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体现了想把现当代统合起来的思路。但这几部作品，有的表现了自己的文学史观念，有的就有些杂错的性质，因为是很多人的合作，所以观念有些不一样。

文学史编写流变

　　骆玉明认为，文学史的编撰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文革前和文革后。洪子诚则给出了三个阶段，他认为，20世纪50、60年代，文学史编写的基本的观念就是，整个文学都是围绕毛泽东的创建人民文学而描述，认为文学史的图景是一个从低往高的图景，文学史写作强调阶级分析，甚至包括古代文学史，都强调人民、阶级；80年代的文学史作品更多表现了启蒙主义的思想，重新用启蒙主义、人的发现，来重新评价、构造中国文学历史；到了90年代以后，对80年代有一些反思，90年代以后在文学史写作上有些分裂。90年代中期后，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等几位学者提出，文学史写作要回到历史现场，大家都特别强调回到历史具体情境，返回历史或者触摸历史这样一些概念的提出，不是更注重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或是评判，是希望能够把历史当时的状况尽量还原，包括我们要否定的或不同意的概念或是一些文学现象，文学在当时是怎么产生的，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即文学史的发生学方面的问题。

　　洪子诚先生提出，文学史既有文学的一面，也有历史的一面，甚至包括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也会遭遇很多的问题。文本分析为主，还是历史叙述为主，实证还是审美判断，都是这一阶段大家议论很多的问题。所以，无需在文学史写作中推崇某一种写作形式；目前，受利益驱动，不少高校的教师联合起来编教材，就在自己的学校里发行，导致“1600种文学史教材”的出现，但他希望，千万不要出台所谓的“统一教材”、“规定教材”，“准入机制”会带来更大弊病，会带来更大的垄断。即使某些地方在使用一些不是太好的教材，也比统一规定一本教材要好。但是，我们相信优秀的教师会参考一些相对较好的教材的。

　　多人编写、还是个人撰述？洪子诚认为两种编撰形式皆可，多人合作更全面稳妥，但个人的文学史更有特色，“如果有多部有特色的文学史互相参照，对学生对教师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