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和生产的发展，经历了一场商文化的历史性飞跃。发生这次飞跃的中心区域，正是华商始祖王亥首创商业的故地——宋国。

宋国，是周在周公辅佐下成王平定了武庚叛乱之后，遵循“兴灭继绝”的传统，分封给商族后裔的异姓诸侯国，受命奉商先祀，继承殷商文化(见《史记·宋微子世家》)。从第一位国君微子启至最后一位国君偃，历经32君，时跨西周、春秋、战国(止于公元前286年)三个时期，长达700余年。它的版图最大时当跨有东汉沛国、梁国、楚国(国治在今徐州市)山阳郡、济阴郡一带，即今河南东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和山东西南端之间，面积约有十万平方公里，皆膏腴之地。据班固《汉书·地理志》的划分，它是全国十三个民俗区之一，具有独立的民俗和自己特色的地域文化。宋国地位特殊，与周为客，在继承与发展殷商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方面，功不可没。

宋国商文化繁荣昌盛的标志

宋国商文化繁荣昌盛，首先表现在城市的发展。当时，睢水北岸的宋都宋城、济水北岸的定陶，获水和泗水交汇处的彭城，都是极为繁荣的商业都会。《史记·货殖列传》说，“陶、睢阳(即宋城)亦一都会也……彭城亦江东一都会也”。宋城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宋国头等的商业城市，其规模宏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今睢阳区考古发现，宋城东垣长近3公里，南垣长3.5公里，西垣长3公里，北垣长3公里(强)，周长13公里，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存明代所建归德府城的10倍。据相关材料记载，当时人口约在10万人以上，聚居着本地众多手工业工匠和外地商人，专门设有贸易市场，“百工居肆”，店铺林立，除粮坊、油坊、车市外，还有丝麻织品、木器、漆器、玉器、陶器、鞋、帽等各种货物。政府专设“褚市”(一种官吏名称)管理市场，一派繁荣景象。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原是春秋曹国都城，于鲁哀公八年(前487年)亡于宋人之手。此处，土地平阔，开发较早，“昔尧作于成阳，舜渔于雷泽”(《史记·货殖列传》)人口比较集中，客商云集，店铺鳞次栉比。彭城，获水与泗水两大河流在此汇合，交通发达，南贾苏州，北贾临淄，“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商业也极为繁荣，并曾一度为宋国国都。这三个都会各相距不过一二百里，其间都有大道和水运相通，“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形成了内则互补、外则通达、三足鼎立的货物集散格局。这一商贸优势，在当时各诸侯国中很为少见。

宋国商文化的繁荣昌盛，还表现在一批富商大贾的出现及其精明的经营之道。从商业发展的历史看，古商国时期的商业还基本上依附于农业和畜牧业；到了商代，出现了商业专业户，但还处于“肇牵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浩》)的状态。发展到宋国时期，情况有了一个飞跃，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自备资本进行经营活动的大商人，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春秋后期，大商人更多。这样的大商人，各诸候国都有，如郑国的弦高，鲁国的端木赐(子贡)，晋国的猗顿等，但其代表人物应当首推在宋经商的范蠡。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三户(今河南省南阳)人。一说为宋国滕(今山东滕州)人。早年与文种共赴越国，以其文才武略，受到越王重用，历任上大夫、上将军和相国(丞相)等要职，协助越国灭吴称霸中原。正当越王勾践庆祝胜利将要对他嘉奖之际，他却急流勇退，辞相而去，与西施隐姓埋名，乘轻舟泛于五湖。先到齐国，自谓“邸夷子皮”，以耕种、煮盐为业，不数年，便成为当地一名巨富。当齐王得知他文武双全，准备拜他为相时，他却将部分财物散给贫困人家，毅然来到宋国的定陶。来定陶的时间为公元前470年(据定陶县志)。他以为定陶“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从事经商活动的风水宝地，于是便把此地作为他的第二故乡，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他一家人除耕种和养殖外，将主要精力用在商品经营活动上。《史记·货殖列传》说他“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之中，三至千金”。年老后，其子继承父业，“遂致巨万”，成了拥有亿万资产的富商大贾。当时人言富皆称“陶朱公”。

范蠡实践和发展了其师计然的经商理论，掌握了一套精明的经商之道。他曾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史记·货殖列传》)，著有《计然篇》。他行善乐施，多次将资财救济贫困之家和自己的穷亲戚，既讲利也讲义。他乐于帮助他人致富，当时鲁国有一穷士，名叫猗顿，“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穷困潦倒，致富无门。他听说陶朱公善于治富，便去定陶拜范为师。范毫无吝啬之意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音字，指牛、羊、猪、马、驴五种雌畜)猗顿于是便去西河(古代称我国西部地区南北流向的黄河为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在今山西省)，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卫公，驰名天下”(《史记·货殖列传》)。鲁人儒商端木赐(即孔子弟子子贡)也经常往来于宋鲁之间从事经商活动，常与范切磋经营之道。获益不少，东汉王充《论衡·知实》载：“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看来，富商大贾在宋国的经商活动非常活跃，范蠡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被后世称为“商圣”，“中国古代第一位弃官从商者”和“经营之神”。

宋国商文化繁荣昌盛更重要的标志是中华民族第一部商业理论的出现。这是对商文化的理性升华，更具有普遍的意义。前面曾提到范蠡用其师计然之策致富，所指就是这一件事。

计然何许人也？据《史记·集解》所载：“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吴越春秋》称他为计倪，《越绝书》中有《计倪内经》。《辞海》称：葵丘在今民权县境内，即齐桓公“葵丘之会”所在地。濮水一支在东明县(今属山东)南，葵丘北。即庄子垂钓于濮水的地方。看来，计然是宋国葵丘人是有根据的。

所谓计然之七策，主要指“农业丰歉循环论”、“平籴论”和“积著之理”。关于“农业丰歉循环论”，《越绝书·计倪内经》说：“太阳三岁处金则穰(意为庄稼丰熟)，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这就形成了六年一穰、六年一旱或者十二年一大饥的循环。计然认为只要掌握这种年岁丰歉的循环知识，就可以预测粮食及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动趋势，以便利用它促成国家财政丰实和使个人致富。所谓“平籴论”(也可称做平粜)，是主长由国家在丰年收购粮食储存，备荒年发售，以稳定粮价。计然指出，“夫粜二十钱病农(谷贱伤农)，九十钱病末(粮贵伤商人)，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辟矣！”他主张使粮价维持在三十至八十钱之间，做到“农末俱利”。至于“积著之理”，指的是经商致富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是：(一)“务完物，无息币”。意思是说要使货物及时周转，且周转得净尽无余。如果使货物长久停息则无利可图。(二)“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范蠡对此发展为夏则资皮，冬则资纟希(一种葛麻布)，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此称之为“待乏原则”，即利用旱涝寒暑之机，低价购进，待贵而售，随时逐利。(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即是要掌握商品供求关系变化趋势和规律，乘机购进与销售。(四)“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宝”。此指商品价格的变化规律是“贵极必贱，贱极必贵”。经营者要时刻观察和掌握贵极贱极的规律和商品价格信息。抓住购进和出售的关键时机。(五)“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对易腐的食品不要久留，更不要等待高价出售。否则，将因小利而招来亏损。(六)“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经营之道似细水长流。流则活，滞则死。搞活是经营的原则。范蠡正是实践并发展了这些理论和原则，才成为我国商业史上第一位经营之神的。约在2300年前，宋人计然就提出了如此精辟和周密的经济原理，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实在不愧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商学大师。

宋国商文化的繁荣昌盛，还表现在州、县及广大乡村交易的发展，以及宋人继承祖先传统，广泛参与经营活动。当时各州、县、镇，都设有集，在农村则有定期的集市。“殷人重贾，经商者颇多”。宋人仍有先王遗风，史书载，“宋国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而且善于经营，随时逐利。《庄子·逍遥游》中有两处讲到宋人经商的事例。一是“宋人资章甫(用毡做的帽子)而适诸越，越人断发纹身，无所用之”！二是”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漂洗丝絮)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鬻技百金，请与之”。前一例，说明宋人在一次经营失败中得到“货不对路”的教训，深知掌握商业信息的重要性。后一例则说明宋人抓住商机，随时逐利之精明。

促使宋国商文化繁荣昌盛的原因

首先，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成了宋国商文化的繁荣昌盛。商业的繁荣又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宋国虽不是强国，但其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宋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河流纵横，湖泊遍布，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草木丰茂，适宜于农牧业生产。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由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墨子对此颇有感触，他在《非命》篇中说：“今也，农夫早出暮归，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因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农业工具得到了改进，耕地的主要工具，已有石制改为铜制，又由铜制改为铁制。这种农具轻便犀利，易于深耕。同时，开始使用牛耕，劳动生产有了显著提高，有了粮食亩产70公斤的记录。水利条件优越，灌溉工具得到改进，这时辘轳、桔槔已被普遍使用。《庄子·天运》用“引之则俯，合之则仰”，来形容这一生动的灌溉场面。当时，宋国积存的粮食相当丰裕，据史书记载，当时周王室发生粮荒，曾通过鲁隐公向宋国购买谷物。此外漆、麻、桑等经济作物也有很大发展。

宋国手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门类增多和技艺的进步。手工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官府手工业多设在城市，宋都宋城就是当时有名的手工业中心，开设有金、革、木、漆、车、玉、陶等多种手工业作坊，作坊称做肆，号称“百工居肆”。国家设置工正、工师、工尹。管理手工业生产和经营。民营手工业作为副业依附于农业，分散在广大农村，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在宋城、定陶、彭城和一些州县城镇也出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

宋国汴绣

宋国最发达的手工业部门是纺织业、制瓷业和冶铸业。丝麻纺织历史悠久，睢水和涣水之间即今睢阳区和柘城县之间的丝麻纺织品最让人称道。从商丘出土的陶器看，宋国制陶技术比较先进，所制陶器，多带彩绘图案，造型美观大方。在冶铸方面，从出土的宋国兵器和工具看，已采用比较先进的错金技术。科学技术著作《考工记》载，“宋之斤(斧头)鲁之削(长刀)，驰名华夏”。车辆制造已是一种生产部门，所造车辆，不仅车形多种多样，而且注重实用，讲究装饰。有的车在衡和轭上装有铃铛，行走起来锵锵作响。

其次，纵横交错的水系交通和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官道，促进了宋国商文化的繁荣昌盛。鷳路交通线，当时的重要官道有四条，一是从宋城出发向北，经定陶，至邯郸，右北平，再转向东北至辽西辽东，直到朝鲜；第二条是自定陶出发向南，经宋城、亳、寿春，至番禺(今广州市)；第三条是自宋城向西，经襄邑、睢阳至西安，然后转向河西走廊；第四条是从宋城向东经单父(今山东单县)昌邑，奄州至临淄。此外，从宋城经徐州东南至吴(今苏州)，西南经江陵至城都，都有通道。沿途设有店铺，供来往商人打尖歇脚。在水运方面，宋国素有“八水过宋”之称，除南有淮水(今淮河)，北有河水(今黄河)外，还有济水、睢水、汳水、获水、泗水和汷水等河流。济水、睢水是沟通东西，泗水、汶水是连接南北的黄金水运。济水，自荥阳东出，经定陶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至于大汶口，再东北入于海；汜，从古济水分出，流经今曹县北、定陶北，注入菏泽；汳(汴)水自荥阳渠，循浪荡渠，至大梁(今开封市)，又自大梁而东循汳水、获水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转入泗水，成为当时从中原通向东南的水运干道；睢水，自大梁经杞县、睢县北、宁陵，宋城南，夏邑、永城北、濉溪、宿县、睢宁至宿迁县南注入泗水，这又是一条通向东南的水道。官道、水运如织，形成了水鷳交通网络。车辆、舟船往来络绎不绝，各种商品“四方辐凑，并至而会”，一派繁荣昌盛景象。

由宋国商文化的蓬勃发展引发的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定：宋国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商文化飞跃发展的中心区域。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商丘作为商文化的发祥地和春秋战国时期商文化飞跃发展的中心区域，现在所应思考的是“商”字文章怎样继续做下去，怎样把它做强做大？

首先，要把商文化的研究工作深入地开展下去。研究的外延需要扩展，其内涵需要丰满充实。这就是说，不仅要研究它的“源”，还要研究它的“流”；不仅要研究“商文化”本身，还要研究它与其他诸多领域的关系；不仅研究它的过去，还要着眼现在和未来。要弘扬以诚信为本的优秀商德，批判商业贿赂等丑恶行为，使我们的商文化研究富有“立体感”和“科学发展观”，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实。

其次，要注重弘扬重商思想和首创精神。加大招商、资商和惠商力度，造就新世纪、新时代的计然和陶朱公。轻商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需要进一步清除。今后招商要重在引进富商大贾，引进高新科技，引进高端人才，而且要贯彻落实资商、惠商政策。为他们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和优惠的条件，使其有利可逐，不断发展壮大。尤其要注意培养造就商业人才，使其成为商界精英。

再者，要进一步发展商文化，就要切实地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丰富的货源和广阔的市场。具体到商丘市来说，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努力建设现代化农业。同时，工业门类和工业规模更应增多和扩大。宋国之所以出现商文化发展的繁荣昌盛局面，就是以“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进步为基础的。

最后，要加强华商之都和商文化广场的建设，开发有特色的文化品牌，为华商提供更多更新的商机。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历史与现实的密切结合，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精心设计，在华商之都建设具有古商、古宋风格的“王亥商业街”、“计然商贸城”、“范蠡商贸城”等，把商祖、商圣、商学大师的名牌推向社会、推向世界。在商文化广场，也应本着“源与流相结合”、“内与外相结合”、“过去和现在相结合”的原则，充实更为丰富的人文景观和历史资料，以展现华商之都和商文化广场的崭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