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一批）》的公布，标志着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又一项重大成果。笔者近日得到一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十分激动。然而，翻阅一阵之后，遗憾顿生。总的感觉，《名录》编纂欠严谨，信息量单一，查阅不便。

遗憾之一： 表述欠准确

《名录》称，“汉文珍贵古籍共计2282部”，这个数据给人以种种误导。许多新闻媒体都报道全国首批评选出2392种珍贵古籍，实在是很大的误解。

“部”是量词，宋人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名言。一部古籍应该是指一套完整的古籍，包括若干卷。《名录》所谓“2392部”，准确地说，是指各个收藏单位所入选藏品的编号之和，并不表示有2392部古籍。

各种古籍善本书目绝少把竹简、帛书等非纸质文物纳入其中，尽管古书的前身是竹简等形式。而《名录》则收录了先秦两汉的竹简、木牍、木简和帛书，编号1-117。我们知道，由于地下潮湿性的限制，古书出土的可能性极小（仅西北干旱地区有可能性），而竹简、木简等文物出土的可能性较大。如此一来，随着考古活动的增加，竹简、木简等还会不断被发现，《名录》岂不是要面临时常更新的问题么？窃以为，非纸质文物还是另外归类为好，这样更符合传统的书目著录方式。况且，《名录》先秦两汉时期的某些编号并非一套完整的藏品，称其为一部古籍，显然欠妥。

再看《名录》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部分主要是写本，编号118-188。有些写经仅存有一卷，如127号《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八，称其为一部古籍，有些欠妥。再如宋元时期的珍贵古籍中，也有些编号是残本或残卷，同理不宜称其为一部古籍。

到底怎样表述才科学严谨，有待专家研究。窃以为，2392个编号，不应该表述为2392部古籍。新闻报道中的“2392种古籍”之说，就更加错误了。

比如，《名录》魏晋南北朝时期118-121号均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乃是四家收藏单位所藏同一种佛经的4款抄本，分列4个编号。如称其为4种古籍，那么，单是这一佛经历代存世的可能就有数以万计的抄本，而中国古籍的总量不过数十万种。

又如，宋元时期416-421号《南齐书》五十九卷，宋刻元明递修本（均为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前一编号是国图名人题跋本（按惯例有名人批校题跋的单独列编号），后5个编号分别是其他五家收藏单位的藏品。实际上，这6个编号应该归于同一种古籍。再如，明清时期1364-1372、1881-1889、1943-1951号，共有27个编号，实际上只代表三种古籍。

　　迄今为止，国内到底有多少种古籍，仍是一个谜团。正在进行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力图摸清各种古籍“家底”。文化部尽管公布了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列了2392个编号，然而，其中到底有多少种珍贵古籍？又有多少部完整的珍贵古籍？《名录》上既无显示也无说明，乃是一个未知数。

遗憾之二： 编排不合理  查阅不便

　　《名录》虽然只是一册简易书目，但《编写说明》中已载明，“这次我们将2392部国家古籍名录编印成册，供国学爱好者和专业研究人员翻览查阅。”既有供研究人员查阅之功能，编纂就应该严谨规范。笔者翻阅之后，感觉有诸多不便，应该加以完善。

应标注经史子集四部

古籍善本书目，通常都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的顺序，每部分成若干小项排列，查找较为方便。《名录》的编排设计不太合理，最明显的失误之处，连经、史、子、集四部都未分别标注，查阅起来实在困难。尽管《名录》实际上有经史子集丛之分，由于未明确标示，还得一页一页去翻查。显然，在目录中就应该明确标注四部。

《名录》的目录设计不合理。汉文部分2282个编号，只有四项，少数民族文字110个编号，却有十五项之多。窃以为，汉文部分可增添诸多小项。例如，除了应明确标出经、史、子、集各部之外，还应有宋版、元版、明版、清版之分。

　　宋元版和明早期版本入选珍贵名录，无可争辩；而明中期的版本哪些该入选，清代哪些版本出类拔萃，人们大多不清楚。如果《名录》将明版和清版分别开来，读者便一目了然。譬如中国书店《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将明代版本和清代版本分别排列，查阅起来格外方便。

应增添行款格式

行款是古籍版本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当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稿之时，因各地图书馆填写不统一而将行款一笔勾销，众多使用者颇有微词。后来齐鲁书社和线装书局出版时均增补了行款，受到普遍欢迎。

然而，《名录》只列书名作者卷数单位，而无行款鱼尾边框等版本信息，若遇到同名的书，就难以确定身份，还得辗转查阅其他大部头工具书。其实，《名录》添补行款并不会增加多少篇幅。例如，455号宋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只需增添“八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一行字就足够了。

　　1938-1939号《渊鉴类函》，只入选了山东和杭州余杭区图书馆的藏品。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显示，康熙四十九年内府本《渊鉴类函》的收藏单位有32家之多。为何只入选两家？是行款与众不同还是批校题跋本？《名录》因信息单一，无从反映。

应删减冗长内容

《名录》作为简易书目，从总体看似乎很简略，但仍有冗长的内容需要删减。例如，437号《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其残存卷数从十九到四百九十五占了近半页，大可不必。该编号注明系国图所藏，存一百二十七卷，已经够明确了。诸如此类卷数一一罗列实在繁冗。

《名录》中凡相同书名行款等，均用“同上”省略。但1269号与1268号完全一样，应统一省略为“同上”。

　　1943-1951号《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非常有名，但1945、1948、1950号所藏应该是完整的一部，编号应整体前移，而1944、1946、1947、1951号所藏有残缺，编号应按存量依次后移才合理。

应统一简称收藏单位

按照《名录》的体例，收藏单位均以简称排列。不过，却时不时出现收藏单位的全称，显得不统一不规范。

　　例如118号，写有“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存三卷”；120号和129号均写有“山西省曲沃县图书馆”。此外，141、177、178、179、189、190号等均不用简称，却与大多数编号的简称不和谐。

应说明评选标准

《编写说明》提到，“此《名录》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的、具有重要历史思想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其实，这个提法较为笼统，与古籍善本的标准差不多。

事实上，本次筛选的主要是一、二级古籍善本。刻本一般到明隆庆，万历以后只有部分活字本、套印本、内府本等入选。清代精选版本主要是珍贵稿本。笔者以为，这些情况应该详加说明。

例如1295号康熙间徐志定的瓷版，2267号雍乾间吕抚的活字泥版，还有2146、2148号道光间翟金生的泥活字版，因其独特的创造和继承，使得中国印刷术发扬光大，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添加这样的简介，才便于读者了解《名录》所选明清古籍的珍贵价值。

　　《名录》的公布，对于民间古籍收藏与保护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笔者作为古籍收藏爱好者深有体会。哪怕是自己的一本残本，只要是《名录》有收录，立刻身价不同，便会倍加珍惜。希望《名录》能尽快修订，增加印数，使得更多读者受惠。

建议：完善全国古籍善本书目

随着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进展，最新版的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可能已在酝酿之中，众多国学爱好者及古书收藏者翘首以待。

笔者曾经为查阅古籍书目而头疼不已。先贤的各种书目收录有限，查阅艰难自不待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了全国公藏，数量浩大，只因没有书名索引，常常查得头疼脑胀，好容易找到了书名，却没有行款，无法确定版本。该书编撰于文革后期，缺陷之多可以理解。

2003年齐鲁书社的《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只有四角号码检字法，查找速度慢，且是卡片手写体，字体细小甚至模糊，常常熬红了眼睛。2005年线装书局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问世，增添了笔画和拼音检字法，查阅十分方便。遗憾之处在于，其内容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古籍登记的结果，早已滞后。八十年代中期编撰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体例最为齐全，疏朗大方，赏心悦目，可惜缺少了拼音检字法，多有不便。

　　闻说新版全国古籍书目已经在筹划之中，建议编委会在上述基础上加以改进。

检字方式要全面

　　笔画、拼音、四角号码检字法缺一不可。目前从事国学研究的多是上年纪者。像笔者一类的中年人，繁体字会读不大会写，繁体字的笔画往往掌握不准。而四角号码系后来自学，使用起来不太熟练。笔者最熟悉的是拼音，查找速度也快，但很多国学工具书恰恰没有拼音检字，因此，查阅工具书总是十分费劲。国学的传承要依靠中青年，而拼音检字法更适合广大中青年读者，也便于电子检索，千万不能遗漏。

行款格式要全面

众所周知，古籍的行款字数与边栏版口状况，是版本鉴别的最主要依据之一。而书本的尺寸大小，却一直被人忽略。笔者在实践中感受到，书目著录应增加这一项信息。

开本尺寸：明清版本应测量并标注书本的高度和宽度。因为许多翻刻本的行款与初刻本无异，不易区分，但开本的大小往往不同。因此，开本尺寸有利于区分不同版本。测量时，金镶玉装应以原书开本为准，如因装订原因无法测量宽度，至少应标注书本的高度。而宋元版大多已从蝴蝶装改为线装，开本的规格早已随之改变。

　　版框尺寸：版框尺寸是确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古人十分重视，而今却多被省略。宋元版和明清版应注明卷首。